一、引文

2002年因我上小学,父母搬家到和兴路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南岗校区旁,一直住到2016年初(也即今年)。今年7月我父母则计划搬家到群力新区。
我在哈师大旁住了近15年,在读《Foodies Remaking Cities》时,作者开篇便提及了:“美食街的食物、小吃车连接了都市的活力与多样性。[1]”由此触动了我很多个人的经验,我在网路搜索也未见任何有关哈师大小吃街发展历程的文章,便想就此机会大致写下我对哈师大小吃街十馀年的记忆,如有记忆错误,请后读是文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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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yngedouw E, Heynen N C.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918.
摘要:文本试图勾勒马克思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轮廓,并呼吁更多对此重要议题的关注。儘管一些重要观点在城市生态学上有很多贡献,马克思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综合与关係的方法去揭开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一起高度塑造了城市地景的不均匀与不公正。因为社会学视角的“权力关係”一直持续摇摆在参与者与尺度中间,且参与形塑了都市环境的形成。为了思考激进政治﹣生态学的城市策略的未来,历史﹣地理学视角便试图进入不断改变中的城市结构以寻求答案。激进和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因此认知了城市环境的社会化生产。城市政治生态学则继续以政治程序,通过辨别哪些是更平等的社会权力分配、哪些是更包容的环境生产模式的策略,来加强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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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Hayek生平。20c20s - ’40s,两次世界性经理论论战,一是Mises与Hayek同Lange与Lerner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论战,这次论战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有剖析,诸多经济学书籍都有提及;另一是Hayek与Keynes就商业周期的论战,在第二次论战中Hayek失去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而转向了政治哲学。这两次论战都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由两次世界大战与1929-1933年大萧条后,20c40s中央计划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进步信条,而于此时机,Hayek逆潮流宣扬古典自由主义;1947年,Hayek成立了Mont Pelerin Society(蒙佩尔兰学社)。1973年石油危机滞胀后,Freedman货币主义与Hayek的自由主义盛行,为Reagan与Thatcher的施政理念,Hayek为人重视,其晚年亦见证了苏维埃的倒塌。
扼要Hayek理念,其坚持市场是最为效率且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为后者基础。更具体讲:第一,对于资本家控制世界的批评,Hayek剖析了私有财与自由的关系,私有财制度为自由的保障,富人掌权的世界仍有向上的流动,而好过只有掌权才能获取财富的社会。第二,Hayek呼吁法治之下的自由,自由只受到一般性规则的限制,并进而提出自由主义是宪政主义。政府处于法律之下,the rule of law, but not rule by law,政府不应该借助法律一无限延伸权力,因如此便无法预测政府的行为。而民主也不是目的,而是保障自由安定的手段。第三,Hayek也反对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主张政府在法律下用法律去管理社会,法律目的在于维系最大化的竞争,但与此的疑问是法律是人为制定而非自发形成,亦其悖论。第四,Hayek也指出,我们早已不知不觉中被已故思想家俘虏,这点同Foucault的“Knowledge becomes a force of control”思想颇为相近,而其进一步提出决定社会演化的是思想,这与Marx所认为的“the main dynamic of modern development is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ic economic mechanisms.”截然对立。至于我的倾向,似乎是骑墙派。
总体而言,Hayek致力于对时代精神——集体主义——的分析,并试图揭露隐蔽于自由主义下的集权主义思想。对于为何自由主义优于集体主义,人们却选择集体主义,Hayek则解释道,因自由主义蕴藏着自我毁灭的性质,当自由主义已经实现的繁荣,被人们习以为常时,便会唤起人们更多的要求,而旧的原则又妨碍了这些新的要求,人们就会不管不顾地要砸碎旧制度,但旧制度的崩溃必然会导致新要求的落空,反而使社会倒退。这种阐述,也即是Hayek后来所定义的建构主义,福利社会最终会成为束缚人的负担。但Hayek存在两个严重问题,其一是他淡化了很多概念,导致了更大的分歧,他将民族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变形,将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这些类比都是不恰当的。其二是他所赞赏的制度是人自发行动的制度,而非人为设计的制度(这个思想颇契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化)。但也因此产生了内在的悖论,自发秩序会陷于社会进化和群体选择之争。

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为超过十亿人提供安全、洁淨的饮用水,仍然是对当前政策和实践最有力的控诉,一系列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戏剧性的失败(水资源短缺)作为进入当代权力运作研究,以及权力运作周边的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从最基本的谁应该负责这一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到更广的规则(rule)形式巩固的问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角度。这篇论文便因此提供了对于近期有关水问题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概述,以及几个作者在南非Durban(德尔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标题1、2、3等不是文本内容,只是后划分的辅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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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for G, Keil R. 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M].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4.
读《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由第二章引入,读到第三章时,便让我想起了诸多后现代社会学的思考,结合第七章的实例,这种思考就显得更为直接与强烈。
吉登斯在1987年所写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的第二章中认为,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培育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吉登斯所说的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实质而言大概摆脱旧有的文化分析模式,Ivan Szelenyi在《The Triple Crisis of US Sociology》所说的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亦然。
在开篇引出这些似乎与读本无关,然而继而思考,读本的发展,大抵是沿著这样的脉络而来,从旧有的理论中演绎而来,同时在不断批评旧有理论。也即正是这种工业社会转向知识信息社会、现代社会转向全球社会、生态都市化与都市生态化的转型中,产生了读本所著重谈及的生态、空气污染与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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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kin S. Urban Lifestyles: Diversity and Standardisation in Spaces of Consumption[J]. Urban Studies, 1998, 35(5-6): 82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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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sen S. Whose City Is It?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laims[J]. Public Culture, 1996, 8: 205-224.
首先简要叙述整篇文章的逻辑思路,第一部分叙述现有的全球经济秩序,全球化也成为了后续论述的纽带或贯穿全文的线索;第二部分叙述经济资本的权力,但在文尾提及资本的扩张中同时可以发现一种新政治的诞生;第三部分就是论述这种跨国的新政治;第四部分则是论述本篇文章的主题,即城市的所有权,也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于此的衝突,或者可以看作是富人和穷人的衝突,或者可以看做是跨国商业和政治抗争的衝突,这两者同时诠释了城市的所有权。(这个论述有点像波兰尼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双重作用理论,且让我想起了波兰尼的嵌入(embeddedness),在Sakia的论述里,这个单词也反复的出现,政治、文化与社会嵌入在全球经济所形成的新地理空间中。)
同时整篇文章除了著重诠释claims(所有权)的重新建构外,值得注意的是overvalorization(资本稳定)和devalorization(资本贬值)两个对比概念、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和 the vast population of low income “others”(国际商业/富人和弱势群体),以及a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抗争政治)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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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M, Benton-Short L. Immigrants and World Cities: From the Hyper-diverse to the Bypassed[J]. GeoJournal, 2007, 68(2-3): 103.
作者核心论述的应该是反对过分著重经济因素,在全球城市评定中忽视了移民因素,而整篇论文的经验性研究就是围绕论述移民与全球城市的相关性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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