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整理自国立中山大学陈若兰老师开设的《政治学》东盟区域整合一课笔记,部分细节参考了林承正等人校译Heywood的《Political Science》。感谢陈若兰老师渊博,于我重新认识亚洲,于后读者或是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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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仍是刚入学的新生,新生给新生做介绍时就不免有著争强好胜的心思,介绍也不免会带着个人情绪,现在回想颇为羞愧。而今大学生活已经过半,专业的好坏强弱,或早已不再是心底暗自拿来比较的事情了,我渐而觉得,旁人的看法与我是毫无干系的,我亦不必为之辩解。
作为工大社会系中极为普通的一名学生,放在工大的大背景里,我更是不能再平凡的学生,但我一直相信我所以长大成人,得益于无数陌生人的善意,我亦愿将此善意祝福于看我文章的陌生人,而如能因我这篇文章念了社会系,无论是哪一个学府,于我均是意外的喜悦。
当然,这篇文章不单是为高考即将填报志愿的学生而写,亦为对社会学有些兴趣的同学而写。我将尽力如实叙述,并将工大社会学的优缺点一并提及,如有错漏,烦请后读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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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我择要记录了其中中国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的转型表现、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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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文

2002年因我上小学,父母搬家到和兴路的哈尔滨师范大学南岗校区旁,一直住到2016年初(也即今年)。今年7月我父母则计划搬家到群力新区。
我在哈师大旁住了近15年,在读《Foodies Remaking Cities》时,作者开篇便提及了:“美食街的食物、小吃车连接了都市的活力与多样性。[1]”由此触动了我很多个人的经验,我在网路搜索也未见任何有关哈师大小吃街发展历程的文章,便想就此机会大致写下我对哈师大小吃街十馀年的记忆,如有记忆的错误,请后读是文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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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yngedouw E, Heynen N C.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918.
摘要:文本试图勾勒马克思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轮廓,并呼吁更多对此重要议题的关注。儘管一些重要观点在城市生态学上有很多贡献,马克思政治生态学提供了一个综合与关係的方法去揭开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进程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些内在关联一起高度塑造了城市地景的不均匀与不公正。因为社会学视角的“权力关係”一直持续摇摆在参与者与尺度中间,且参与形塑了都市环境的形成。为了思考激进政治﹣生态学的城市策略的未来,历史﹣地理学视角便试图进入不断改变中的城市结构以寻求答案。激进和历史唯物主义地理学因此认知了城市环境的社会化生产。城市政治生态学则继续以政治程序,通过辨别哪些是更平等的社会权力分配、哪些是更包容的环境生产模式的策略,来加强民主化的社会环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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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要Hayek生平。20c20s - ’40s,两次世界性经理论论战,一是Mises与Hayek同Lange与Lerner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行性论战,这次论战在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计划经济的弊端也有剖析,诸多经济学书籍都有提及;另一是Hayek与Keynes就商业周期的论战,在第二次论战中Hayek失去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而转向了政治哲学。这两次论战都有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由两次世界大战与1929-1933年大萧条后,20c40s中央计划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进步信条,而于此时机,Hayek逆潮流宣扬古典自由主义;1947年,Hayek成立了Mont Pelerin Society(蒙佩尔兰学社)。1973年石油危机滞胀后,Freedman货币主义与Hayek的自由主义盛行,为Reagan与Thatcher的施政理念,Hayek为人重视,其晚年亦见证了苏维埃的倒塌。
扼要Hayek理念,其坚持市场是最为效率且理想的资源配置体制,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切相关,为后者基础。更具体讲:第一,对于资本家控制世界的批评,Hayek剖析了私有财与自由的关系,私有财制度为自由的保障,富人掌权的世界仍有向上的流动,而好过只有掌权才能获取财富的社会。第二,Hayek呼吁法治之下的自由,自由只受到一般性规则的限制,并进而提出自由主义是宪政主义。政府处于法律之下,the rule of law, but not rule by law,政府不应该借助法律一无限延伸权力,因如此便无法预测政府的行为。而民主也不是目的,而是保障自由安定的手段。第三,Hayek也反对完全的自由放任,而是主张政府在法律下用法律去管理社会,法律目的在于维系最大化的竞争,但与此的疑问是法律是人为制定而非自发形成,亦其悖论。第四,Hayek也指出,我们早已不知不觉中被已故思想家俘虏,这点同Foucault的“Knowledge becomes a force of control”思想颇为相近,而其进一步提出决定社会演化的是思想,这与Marx所认为的“the main dynamic of modern development is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tic economic mechanisms.”截然对立。至于我的倾向,似乎是骑墙派。
总体而言,Hayek致力于对时代精神——集体主义——的分析,并试图揭露隐蔽于自由主义下的集权主义思想。对于为何自由主义优于集体主义,人们却选择集体主义,Hayek则解释道,因自由主义蕴藏着自我毁灭的性质,当自由主义已经实现的繁荣,被人们习以为常时,便会唤起人们更多的要求,而旧的原则又妨碍了这些新的要求,人们就会不管不顾地要砸碎旧制度,但旧制度的崩溃必然会导致新要求的落空,反而使社会倒退。这种阐述,也即是Hayek后来所定义的建构主义,福利社会最终会成为束缚人的负担。但Hayek存在两个严重问题,其一是他淡化了很多概念,导致了更大的分歧,他将民族社会主义视为自由主义变形,将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等同,这些类比都是不恰当的。其二是他所赞赏的制度是人自发行动的制度,而非人为设计的制度(这个思想颇契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演化)。但也因此产生了内在的悖论,自发秩序会陷于社会进化和群体选择之争。

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为超过十亿人提供安全、洁淨的饮用水,仍然是对当前政策和实践最有力的控诉,一系列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戏剧性的失败(水资源短缺)作为进入当代权力运作研究,以及权力运作周边的更广泛问题的切入点。从最基本的谁应该负责这一灾难性失败的问题,到更广的规则(rule)形式巩固的问题,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看待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关键角度。这篇论文便因此提供了对于近期有关水问题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概述,以及几个作者在南非Durban(德尔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标题1、2、3等不是文本内容,只是后划分的辅助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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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for G, Keil R. 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M].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4.
读《Nature and the City: Mak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oronto and Los Angeles》,由第二章引入,读到第三章时,便让我想起了诸多后现代社会学的思考,结合第七章的实例,这种思考就显得更为直接与强烈。
吉登斯在1987年所写的《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的第二章中认为,社会学将逐步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重视对世界体系的研究、培育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吉登斯所说的摆脱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阴影,实质而言大概摆脱旧有的文化分析模式,Ivan Szelenyi在《The Triple Crisis of US Sociology》所说的持有一种批判性的自我反思亦然。
在开篇引出这些似乎与读本无关,然而继而思考,读本的发展,大抵是沿著这样的脉络而来,从旧有的理论中演绎而来,同时在不断批评旧有理论。也即正是这种工业社会转向知识信息社会、现代社会转向全球社会、生态都市化与都市生态化的转型中,产生了读本所著重谈及的生态、空气污染与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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