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_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

Swyngedouw E, Heynen N C.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Antipode, 2003, 35(5): 898-918.
摘要：文本試圖勾勒馬克思城市政治生態學的輪廓，并呼籲更多對此重要議題的關注。儘管一些重要觀點在城市生態學上有很多貢獻，馬克思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綜合與關係的方法去揭開經濟、政治、社會與生態進程之間的內在關聯，這些內在關聯一起高度塑造了城市地景的不均勻與不公正。因為社會學視角的「權力關係」一直持續搖擺在參與者與尺度中間，且參與形塑了都市環境的形成。為了思考激進政治﹣生態學的城市策略的未來，歷史﹣地理學視角便試圖進入不斷改變中的城市結構以尋求答案。激進和歷史唯物主義地理學因此認知了城市環境的社會化生產。城市政治生態學則繼續以政治程序，通過辨別哪些是更平等的社會權力分配、哪些是更包容的環境生產模式的策略，來加強民主化的社會環境建構。

一、導論

（一）、印尼與英國案例

1、印尼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全球資本開始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由此留下了Jakarta（印尼首都）社會與空間上的荒地，數十個未完成的摩天大樓散落分佈在各處，數千個失業的孩子、女人和男人遊蕩在街頭尋找生計。
同時，厄爾尼諾氣候異常也打擊了全球流動，曾經承諾幫助印尼資本積累的混凝土建築停工，下面發臭的水洼成了蚊蟲滋生的樂園。
瘧疾和登革熱的突然出現，同社會和政治的混亂一起塑造了Jakarta的城市風光，全球資本夥同著全球氣候、地方權力鬥爭及社會生態環境，以一種持久、激進且充滿了問題的方式重塑了Jakarta的城市社會生態環境。

2、英國

且就此想象一下吧，站在倫敦的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一角，在這個全球性的地方開始思考社會環境的代謝關係，氣味、口感、和從世界所有角落或縫隙掠過的觸感，消費、表演、敘事、可視化或被轉化的東西。
“熱帶雨林”店與餐館里表現出一種生態敏感性的購物方式，數十億英鎊的生態工業也在與麥當勞的漢堡或Dunkin的甜甜圈競爭；從Tower Records傳來全世界各地音樂的顫動，全世界各地的人群、香水、服裝、食物和材料於此地旋轉；由核電廠或煤和天然氣發電機組供電的能源供給的霓虹燈、汽車燃燒從遙遠的石油礦床採集的燃料，并將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氣中影響著人們、森林、氣候，及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等等。

（二）、案例背後的實質──自然、社會與城市的焊接

1、作者敘述

這一系列的社會-生態過程通過城市完成了全球地理的映射，并將倫敦“生產”成一個個體、地方、國家和全球的各層密集疊加區域，但令人沮喪的也同時是這種生產是非常不均勻的。這個過程以物質、社會和符號組合的混合，生產了一種特別的“社會環境”，以一種極其換亂、衝突且經常會破壞總體的方式強行「焊接」（welds）了自然、社會和城市。
城市的社會生態足跡（已）成為了全球性的，再也不存在身處局外的城市或被限制的城市，而城市化進程也隱藏在社會和生態進程中，嵌入在稠密多層次的地方、區域、國家和全球連接的網路中。
在已經湧現出的對於政治生態學的探討里，很少有人集中關注城市化是一種社會生態改變的進程，而對於全球環境問題和一種未來可持續的可能性關注，忽視了城市化本身的很多問題。類似的，大量對於城市環境技術方面的探討，未能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與環境不公的矛盾中存在著無數的關聯。
儘管如此，環境問題已經至少一個世紀作為城市變革與城市政策問題的討論中心。

2、焊接的相關理論回顧

所有有遠見的人悲痛於早期現代化城市的“非可持續”發展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可能會對反烏托邦的社會環境救治的解決方案，他們描繪出很多城市生活，并號召一種健康的城市生活方式。
Friedrich Engels在19世紀中葉就注意到了英國工業城市化中表現著階級特色的大城市公共衛生與生態令人沮喪的環境。
此外，Raymond Williams在1973年的《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也談及了自然的轉化進程與社會關係的改變離不開城市化進程。實際上，環境與城市化的辯證發展需要再生產（可以適應新環境）的關係來維持（這個進程），而它們也正是通過「生態轉化」整合了一系列的社會關係（Harvey1996:94）。
這些社會環境的轉變導致了新城市社會和物質環境持續性的新自然生產。
所有這些進程發生在社會因素的權力領域中，階級、種族、激烈或溫和的衝突和權力鬥爭背景下，去力爭防禦或創造他們自己的環境。
當然，在資本主義下，商品關係隱藏在多樣的主流/從屬、剝削/忍耐的社會生態進程中，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進程，并把城市轉化為一種千變萬化、新陳代謝的社會環境進程，并由此從當下的環境延伸至遙遠的各全球角落。
實際上，不言自明的「自然商品化」鞏固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社會，不僅僅是幫助掩蓋了刻印其中的社會權力關係，而且允許了一刻不停的新陳代謝、轉化與商品化進程，從不可避免的自然轉化中相對獨立(Katz1998)。
總的來講，無論是社會的還是物質的都市環境都是自然城市化歷史地理進程的結果。

（三）、實質背後的城市化進程思考──政治經濟進程

儘管Henri Lefebvre並不直接強調城市的環境，他提醒了我們什麼是真正的城市，那就是城市應該是一個巨大且色彩斑斕的漩渦，其中充斥著互相衝突的矛盾，且這個空間充滿了機遇、歡樂和自由可能，又纏繞著壓迫、排斥和邊緣化傾向。城市似乎遵守了個人解放與自由的承諾，儘管也有著一些上層人巧妙揮舞著壓迫與支配的皮鞭。
一刻不停的改變與環境和社會文化隱蔽的變革漸漸明晰了都市生態，比如從粗製濫造到精細修建的花園地景轉變等，這實際上仍然形塑著資本主義所需要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的環境深切的被這個辯證發展的進程所俘虜，而環境理想、實踐和項目都是這個自然城市化進程的一部分。
無需多言，上述的解釋觀點都認為城市化進程是生產新環境和新自然的必然過程。這樣的觀點認為自然和城市是在歷史地理生產進程中的基礎組成。
這些論文在這個特殊議題中，每一篇論文都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去強調「城市自然」的生產是被高度競爭的地帶。
但在Paul Robbins and Julie Sharp的論文中，他們通過對化學工業的利益與對郊區草坪的建築審美融合，證明這種包括符號和物質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在一個多維地理尺度上，特別是高投入草坪的地理總實現了融合。
類似的，Nikolas Heynen討論環境的社會公正問題如何在重造森林的項目中，依靠他們的尺度的結構生產，并保有著對於社會環境公正問題的重視，而結果是公正被明顯地腐蝕了。
Maria Kaika則提及，雅典城市化中政治經濟的如何操作，通過對自然城市化。特別是對水的的重視，以散亂交錯且實際的實踐，都市水循環的政策競爭，同時是通過特別是政治﹣經濟項目追逐和實施。
所有這些論文顯示了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組成是一個政治經濟的進程，一個形塑了都市自然的生產的進程。

（四）、引出第二節思考自然城市化現象

從這些觀點出發，普遍意義上是不存在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的***（與下一篇文本對比），更進一步講，一系列的城市和環境的進程，對一些社會利他團體是負面影響的。
因此一個公正的城市社會環境的觀點是，經常需要去思考「誰獲得和誰支付」的問題，去問一些通過深層次不公正的社會環境產生好維持的「多重權力關係」的問題。這需要對城市化政治生態學的敏感性，而不是引用一些特別的理想概型或一些關於假設自然本身固有性質的觀點。
在我們可以開始著手描繪這個城市政治生態不平等前，我們需要去更進一步的思考自然的一些細節，特別是通過分析社會和生態進程的深層次新陳代謝的互動，來說明自然都市化進程的加速。

二、自然的城市化

（一）、理論回顧

對於「都市自然」的社會和物質生產的重要性近來被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者和激進地理學所關注(Benton1996; Castree 1995; Gandy 2002; Grundman 1991; Harvey 1996; Hughes 2000; Keiland Graham 1998; Smith 1984; Swyngedouw 1996, 1997)；這實際也是從原本對農村或農業環境歷史關注的重要啟程（Worster 1993）；同時也有一些重要的論文關注在城市環境的歷史（Hurley 1997;Melosi 2000; Tarr 1996），這些馬克思主義城市政治生態學更明確的認識到物質背景、城市環境的構成是被控制、操作和服務於以犧牲邊緣人口為代價的精英利益。
這些背景是從那些構成了城市或自然的意涵的文化建構中得來，且反過來，並不是獨立於社會、政治和經濟進程的（Kaikaand Swyngedouw 1999）。社會生態關係的內在關聯網路帶來了高度不均的都市環境，同時也在其他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不均的地理發展的進程，成為了一個具體化的政治行動與社會運動發生的關鍵地帶。而挖掘這些進程急切需要理論參與。這樣的一個工程需要高度的敏感性，以及對於物理和生物化學進程的理解。
實際上，可以明確指出這些「自然」的新陳代謝和轉化，是話語權、政治與經濟的流動，并社會化地生產了環境，而這些環境也具體化反映了這些社會權力的地位。
簡單來講，中立和光合作用當然不是社會生產的，但它們的能量卻通過社會性的流動去服務於一些特定目的，後者（這些目的）一直連接著達成或維持特定社會關係結構的策略，并傳遞著不斷改變的幾何狀社會權力。

（二）、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態學

1、關注點

無疑，這種自然的調用和轉化，以及「產生新社會環境」的結盟進程，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態學的核心、也是下文將要進行著重強調的部分。
這樣的觀點正如行動者網路理論所提及的，反過來認識了非人類因素的行動，但同時，這樣的觀點也強調了這些行動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表達（Latour1999a）。此外，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觀點不是僅僅去描述社會自然網路，更進一步關注由這個網路產生的競爭。最後，它強調了城市的社會生態新陳代謝是內隱於社會和物質中的，并嵌入在話語腳本與文化想象的理解中。

2、意義

在《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的開篇，Harvey談及“城市明顯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同時，Harvey談及，我們對於這個“東西”的理解忽視了其中複雜的內在，他也談及我們的問題可以被歸咎為對於想要正確地概念化這個情況的失敗。
對於這些原因，都市政治生態學不僅是一個有用處的工具，同時也將快速成為解放意義的都市政策的核心，成為對於對更多社會生態問題追尋的復興。

（三）、自然都市化的逐步探析──基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態學

1、引入──作為背景的本身已改變環境

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基於所有活著的有機體需要去轉化自然這個原則，并認為作為這一轉化的結果，包括自然和人類都改變了。很多類似的論調可以回到馬克思的概念里：

“自然是人類無機的身體，這想說的是自然不是人類的身體，但人類從自然中出生，自然在他的體內，如果他不想死就必須與自然保持持續的對話。人類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都與自然連接，而實際上就是自然與自然本身的連接，進一步講，人類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和人類，物質和文化，就是從原初開始的社會與歷史。當我們試圖去理解政治生態學核心的城市環境中已經發生的改變時，就必須內在的理解經濟、政治和社會關係背景，因為這些背景本身已經導致了城市環境的改變。

2、社會與自然的關係──探析自然都市化的運轉原因

這種內在不均進程產生的城市環境結果，促使Swyngedouw and Kaika 思考，“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進程通過社會的延伸，創造和再造了不均的社會生態都市地景，我們有必要去關注那些帶來不公的政治經濟進程，而不是關注通過這些不均社會進程產生的自然人造物。”顯然，環境的物質生產有必要浸泡在特定的話語、理解、自然和環境的流動中。
對於自然的社會佔有和轉化產生了充斥著大量社會權力關係的社會與物質的自然（Swyngedouw1996）。社會是生產自然的必需品，自然也成為了充斥著政治權力與文化意涵的社會物質進程（Haraway1991, 1997）。此外，自然的轉化被嵌入在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社會關係中，被捆綁在明顯的嵌套性表達，但本質上不穩定的地理尺度中。
實際上，都市社會生態是密切關聯著在極大空間（通常是全球空間）運轉的社會生態進程。比如，在西雅圖的電子廢棄物循環政策，同時產生了社會剝削與在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重度環境污染空間。雅典的城市化政策和雅典水資源的工程，不僅僅是內嵌在地方和國家的政治生態進程和關係中，同時也嵌入在了歐盟層級中的資本流動轉讓。
總的而言，城市政治生態學的尺度幾何學（scalar geometry）焊接了在不同嵌套運轉的進程與焊接式的地理尺度。

3、新陳代謝概念引入──探析自然都市化的運轉機制

Engels對社會生態錯綜複雜的內在關係發表看法，是在他說道：“當我們開始在大層次上思考和反應自然時，最初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無窮無盡互相關聯的關係和反應、排列和組合，這其中什麼都沒有片刻的停留，我們看不清它們是什麼、在哪里，而一切都只是移動、改變、變成什麼，爾後流逝。”新陳代謝的概念是馬克思分析人與自然的變遷的內在關係方法中的核心象徵：

“勞動首先是一個人與自然的進程，一個通過人類自己的行動、調節、規訓、控制他和自然的新陳代謝的過程。他使用屬於他自己的身體、臂膀、大腿、大腦和雙手的自然力量，來適應自然材料去形塑成他所真正需要的。通過這個他在外部自然的行動和改變，他同時改變了他自己的自然。（勞動）是目的性的活動，去生產使用價值，是對自然中人類所需要的資源的佔有，這在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互動中普遍存在，人類生存所需要的持續性自然掠奪（壓迫/影響），因此這種存在在每一種形式都是獨立的，或者說，是普遍存在所有人類所生活的社會形式中的。”

對於馬克思而言，社會自然的新陳代謝是歷史的形成或可能，社會環境的歷史需要通過自然，也即人類與非人類的轉化。勞動是人類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互動，特別是社會關係通過自然的新陳代謝，參與形塑了這種新陳代謝關係所採用的形式，清楚地講，任何一個唯物主義方法都強調自然是社會生活新陳代謝的必須部分，社會關係的存在且運轉的方式，就是通過自然環境的新陳代謝和社會與自然的同事轉化完成。
馬克思毫無疑問從von Liebig的現代農業化學的理論處借用了“新陳代謝的互動”概念（Foster 2002）。實際上，最初的德語單詞是Stoffwechsel，同時意味著循環、交換和元素的轉化（seeSwyngedouw forthcoming a），正如Foster認為的，新陳代謝概念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直接地表現在商品流通、并由把貨幣作為資本，“在馬克思的分析中，經濟循環與物質交換（生態流通）緊密聯繫在一起，并由此關聯著人類與自然的新陳代謝互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下，使用價值的新陳代謝性生產，是通過特定的社會控制關係、所有權、佔有、以及自然和勞動的流動來運轉，并在認識到具體交換價值后生產商品（新陳代謝后社會自然的形式）。
資本作為價值在流通中循環，然後，被組合的社會自然新陳代謝的轉化，通過貨幣作為隱藏在社會關係下的資本，再組合了資本的新陳代謝和勞動權力。新的社會自然形式也在這個分子性的新陳代謝積累進程中被持續性的生產（eeBenton 1996; Burkett 1999; Foster 2000; Grundman 1991）。當自然提供了基礎，社會關係變遷生產了自然和社會的歷史。無論我們思考水壩的生產、城市花園的生產、河流的重建、DNA序列的變形、轉基因物種比如克隆羊Dolly、還是摩天大樓的建設。
他們統統是特定社會關係通過社會自然新陳代謝的證據，被組成展現了分子層次上的持續性擴張和加速資本積累進程的變遷。

4、自然都市化的後續（都市環境的不均）─引出政治生態學的目的

政治生態學，“組合了生態學的關注點和一個廣闊範圍定義的政治經濟學，圍繞著社會和土地基礎資源的持續邏輯辯證，同時也帶著社會自身的階級和群體視角。（Blaikieand Brookfield 1987:17）”進一步講，Schminkand Wood提及政治生態學應該被用來解釋“經濟和政治進程是如何決定了自然資源被開採的方式。”這些廣泛定義建基於開始理解都市政治生態學上，他們有必要更廣闡述和詳細論述（Forsyth2003）。
城市化進程，在很多地理學研究中都有論述，通常是在其他空間和社會進程中簡單的作為背景，但這些工作的確幫助我們去思考被限制了的城市環境資源的空間分配（Swyngedouw1996）。
目前尚並不存在一個架構能夠在關聯都市資本主義下的內在空間模式、環境設施的分配，系統性研究不均的都市社會生態變革。這樣的一個架構將是解開「社會進程」、「物質新陳代謝」和「空間形式」內在關聯的重要開始，發現當代都市的社會自然地景如何形成。
Antipode的特殊議題為都市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理論平台去思考複雜、發生在城市中的內在關聯社會生態進程，Peet談及“基礎科學對已提出的解釋批評，并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去跟蹤表層的社會問題與深層的社會因素的關係，鼓舞人們投身到他們自己的理論建設中。”跟隨著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基本傳統，都市政治生態學的目標是去揭露這個帶來高度不均等都市環境的進程。

三、城市自然的生產

（一）、引入──都市與自然的對立

城市與自然的關係很長時間都是環境意識的社會理論家與社會意識的環境理論家的論點。城市化一直作為一個過程被討論，一種“自然”的環境可以被交易，或者說接管，以粗魯和令人討厭的方式的“建造”著環境。
Bookchin（1979:26）將這一點進一步論述：“現代都市代表了一種人造品對自然、無機（混凝土、金屬和玻璃）對有機的倒退意義的侵佔，或者說，是一種對於廣闊多樣世界的粗魯、原始的刺激。”都市在這裡被假定為自然的對立面，在這個過程中，有機對抗著人造，而標準的理想是把其（都市）印刻在自然的道德秩序中。

（二）、理論回顧──超越二元對立

1、Gold的──道德引入

晚近二十年間，對於「人類/環境關係」的理論化工作已經有了顯著進展。特別是，一個觀點嘗試超越二元對立，並將道德核心刻印其中以取代原先城市與環境的二元對立。這一進程意味著，自17世紀開始的長期妨礙理解環境問題的人類與環境的分割首次被人重視（Gold1984）。

2、Swyngedouw──先存結構轉化為社會與自然

按照這個思路，Swyngedouw認為“當代學者高度意識到自然或生態的環境和進程不是脫離社會進程而獨自運轉的，實際上內在著自然和社會的結構本身經常作為先存結構，在複雜轉換后產生了我們所認知存在著的社會自然背景。***”

馬克思在150年前就認識到了這一點，但直到最近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才重新給予了它所應得的關注。

“需要被解釋的不是全體生命、活動的人類、自然、新陳代謝與自然交換的無機條件，和由此他們對於自然的佔有，或者是歷史進程結果，而更多（需要解釋）的是，人類存在的無機條件與這個活動性存在的，僅僅假定在僱傭勞動與資本間的分離。”

3、Smith──自然與社會不可分割

雖然“所有種類的環境都是社會的生產”這個概念並不新穎，但仍舊有著很大的擴展空間、討論和說明，在Smith的標誌性著作《Uneven Development》里這樣寫到：

“‘自然的生產’這一概念，之所以震動我們良久，就在於這個觀點是對抗著約定成俗、不可改變的自然和社會的分離，而我們卻如此輕易的將之棄於角落而不羞恥。我們過去確信自然應該是在社會外部的，原始且先於人類的，或對於人類而言，人類僅僅只是其偉岸身軀中的小齒輪。但是…我們的概念並沒有抓住我們的現實，而這正是資本主義所強烈反抗繼承的自然和社會的分離，榮耀卻不覺羞恥。”

儘管全球/地方的資本主義形式已經在所有社會生活中根深蒂固，但仍然有外化自然的強力趨勢。而錯綜複雜且根本上是脆弱的依靠自然的資本積累仍然深度廣泛的持續著。這個加速自然新陳代謝轉化的都市領域開始受人關注，同時包含其物質形式與社會生態結果。

4、Harvey──人類活動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也儘管很多對於都市環境地景概念的觀察是矛盾的，Jacobs早已提及都市環境“自然就像是草原土拔鼠的殖民地或者牡蠣的床一樣。”Harvey認為紐約沒有任何東西本質是不自然的，他進一步證實這個看法，人類行為不能被視為生態系統外的，他說道，“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東西都可以連接到另一個東西是有問題的，而這正是一些生態學家所做的事情，並繼而決定去建造環境和都市結構來以某種方式同時外在於理論與實踐考量。”這影響人們逃避去將城市化進程置於環境﹣生態中分析。
結論也即對於生產環境，比如城市、有大壩的河流、灌溉田，不存在任何非自然的，並由此認知，生產的環境只是社會環境進程中特殊的歷史結果，而這個劇本可以被簡單地總結為，城市以自然資源、通過社會調節自然進程而建造。

5、Lefebvre──第二自然

Lefebvre使用第二自然這一概念，提供了一個經常在討論都市環境的社會生產時被忽視的平台，思考都市環境的社會生產時，Lefebvre這樣寫道：

“被破壞的自然已經在另一個層級上得以重建，而這個層級叫做第二自然，比如城鎮和都市。城鎮，反自然或者無自然，也即第二自然，而將來的世界，普遍都市的世界，自然，特別是作為外在於其他的自然或在空間中消失的自然的概括，將會死亡。它給予了生產城市空間的途徑，而被定義為人群和街角的所有城市，理所當然的同時（或必然）存在了社會性。”

也許放棄了一些城市固有的自然性質，比如水、植被、空氣等等，Lefebvre解釋的第二自然定義的都市環境其實是必要的社會生產，並給出了一種理解複雜混合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進程的方法，而正是這些混雜的進程形塑、一遍一遍再塑了都市地景。

（三）、小結──思考這個進程中的不均勻

此外，對於Lefebvre，也是對於Harvey或Merrifield而言，都市是資本主義或現代社會關係的重要表現形式，同時，更廣闊的社會生態關係，也同時通過物質和文化感官上的現代生活而被生產出來。
建築師比如Frederick Law Olmsted and Ebenezer Howard經常因為“創造”都市自然地景而被讚揚，都市自然的新陳代謝與其城市化進程的歷史一樣悠久（Olmsted1895）。從Mumford對城市歷史的注釋到Koolhaas和其同事迷惑於城市拼貼，比如零售空間生態的高度積累與他們分層的荒誕美感，混亂的位置，不同的作家分享他們對於都市環境的概念，在他們的在場文化和物質實體中，被創造，構造的環境。
最後，Gandy指出“自然是社會的、文化的歷史，豐富了無數有關都市經驗的方面。設計、使用和都市空間的意涵，捲入了自然到新組織體的轉化。”
因此，理解政治化和這個都市綜合體的不均勻自然仍然是主要任務。

四、自然的城市化和不均的地理發展

（一）、引入

在尋找對都市環境的綜合性理解中，我們必須指出「城市改變的社會形式」是過去一直以來都市地理研究的首要興趣點（Gober,McHugh, and Reid 1991）。但這忽視了不均勻的惡化進程實際上完成了都市社會經濟的重塑，并由此全方面的導致了都市地區生態形式的改變。當環境（包含社會和物質的）質量在某些地方、為某些群眾提高，它們通常導致了社會和物質條件、或別處，即城市與城市間或其他極為遙遠的地方的惡化（Keiland Graham 1998; Laituri and Kirby 1994; Peet and Watts 1993）。
如果對於不均勻進程的關注，想要更好的理解社會生態的城市化進程，就必然也會關注到作為催化劑的都市環境服務的生產。
對於大多數都市而言，空間的不均勻社會進程可以歸咎於收入的兩極分化（Titmuss 1962）和不均勻的資源流動，其他複雜的進程，也根植於收入差異，儘管這顯然是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
對於這種情況，在相當大程度上導致了包括環境惡化主動或被動形式的不均分佈的「結構關係」，有著他們自己掌控者角度對於複雜社會自然的考量，如果財富和收入問題僅僅只是唯一一個帶來的問題，那麼他們就會選擇忽視。
事實上，正如Low and Gleeson提出的，“今日的環境政治正在重塑公正問題。自現代科學開始后第一次，我們開始在道德層面上去思考被我們假設很重要的關係。”

（二）、學界研究現狀的簡介

社會公正的問題已經進入了生態學的研究，其中大多數通過說明環境﹣公正的運動。而反對政治生態學家理論觀點的，也大多數是在環境公正/平等背景下的研究，這是頗為狹隘的。而公正/平等方法試圖去處理妨礙普遍性理論提出的特殊地理環境問題，此外，與高校學者對立的（在野）支持者，也產生了很多關於環境﹣公正的論文（Bullardand Chavis 1993; Di Chiro 1996）。
作為已經發生的很多環境問題的政治動員結果，環境公正論文通過「政治行為」概念、關注環境利益與傷害層面上，「不均分配」經濟性或政治性的邊緣化人民（的現象），而得以發展。
因為這來源於（直接）行為，是理論指導研究的對立面，它通過理解人類/環境的內在互動，提供了一種極為不同的背景。因為這是一個運動，與研究項目對比，它必須明確地呼籲一個廣泛的或者是環境取向或者是社會公正取向團體的聯盟，以此使鬥爭得以廣泛傳播并持續。而這個進程，反過來也提供了基於歷史的豐富的、經驗性的建設都市環境的理論。

（三）、學界研究現狀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關注點）

然而，儘管很多環境公正的論文對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力關係在形塑不均社會生態背景的進程中佔據中心地位很敏感，它經常在試圖抓住這些關係如何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中極其重要的地位分析中失敗。更有問題的是，環境公正運動在根本上講，對於公正的觀點是開明而歧義的，也即公正被看作是羅爾斯正義（Rawlsianfairness），以及關聯著環境外部性的動態分配。

（四）、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態學

1、馬政治生態學的主要關點

馬克思主義政治生態學，正相反，堅持特定的關於自然新陳代謝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形式，導致了不均的社會生態背景。
都市政治生態研究已經開始展示，因為都市地景的生產隱含了經濟、政治和文化進程，都市變革愈發趨於空間上的差異與高度的不均等。
因此，都市環境變革的背景，居住在邊緣都市地區的居民將會忍受首當其衝的負面環境改變，然而，城市更富裕的人群將會喜歡這種成長，或者是環境資源質量的提高。
沒有太大革新的地方，都市政治生態的觀點試圖給出一個對於導致不均都市環境的內在關聯進程更好的理解。而接下來的章節在這個問題上，不是論述環境公正運動的優點與它對於模糊公正概念的主要闡述，而是試圖強調公正問題與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的不平等的觀點。

2、持續性思考── 表面的環境持續性，深處權力鬥爭

（1）、關注點

對於社會環境持續性的問題，已經成了晚近最多的關注點，成為了基本的政治問題。都市政治生態學試圖梳理出誰從中得到，以及誰為此付出代價，誰從中得利，以及誰遭受了社會環境變革的苦難。另外，都市政治﹣生態學家試圖涉及一種理想類型或計劃，闡明什麼或誰需要持續性，以及持續性如何可能。都市政治﹣生態學的觀點試圖揭開個人與社會團體的社會關係，以及「生態變革進程」如何調節和形塑這種關係（Cutter1995）。
換句話說，環境的轉換不是獨立於階級、性別、種族或其他權力鬥爭的，並且實際上，（環境轉換）經常被這些社會鬥爭所修飾。

（2）、背後的實質

這個新陳代謝生產了一系列能夠（對於有力量的個體與群體）與不能夠（對於邊緣化的個體與群體）社會和環境背景。因為這些隱藏在形式下的關係，可以沿著它們的蛛絲馬跡回溯到資本主義發展中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形式，反對剝削的社會經濟關係的鬥爭必定會與征求更多都市環境公正的鬥爭結合。社會環境改變的進程，因此從來不是在社會或生態上中立的。
追尋著社會環境變革的軌跡，其結果就是削弱了一些社會群體或社會空間的穩定性，而社會群體的持續性與空間也許因此加強***。
總的而言，都市化進程的政治生態解釋，揭示了社會環境變革進程中，本質上矛盾的自然；並且闡述了不可避免的衝突（或替代）已經滲入社會環境的變革中。（Swyngedouw,Kaika, and Castro 2002）。
因此，關注點就集中於無論是物質還是離題的、經濟等、政治的，以及文化的「社會權力關係」，通過社會環境進程發生的地點、這個網路連接所連接的在某一個空間中的變革，到社會生態的轉化，通常，許多其他的空間（thenetworked connection that links change in one place to socioeco- logicaltransformations in, often, many other places. 翻譯感覺很彆扭，於此貼上原文）。
正是「權力聯繫」與「社會因素」使得它（社會權力關係）最終決定了誰可以獲得或控制，以及誰將會被拒絕獲得或控制資源，或者其他環境要素。反過來，這些權力幾何學也形塑了社會和政治的結構，以及我們所居住的都市環境。

3、人為計劃的作用── 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不平等的配給資源對都市的社會底層傷害很多，通過政策途徑去重新分配都市服務對於規劃者與其他類似想法的人們很重要（Harvey1973）。因為資本主義不均的自然系統，圍繞著都市人口的都市資源分配實際上產生了很多問題。
現存的分配決策權力結構，對於那些忍受著不公正資源分配的人，其實很難以他們的期待重新分配資源。Harvey通過論述擴展了這一思考，“如果分配決策，可以明晰（在這個分配中）誰可以得利、誰將會損失，都變得具體化了，那麼我們一定可以預料這一決議將會更難執行。”而他繼而說道：“工人哲學建立在‘看不見核心就不會悲傷（whatthe eye doesn’t see theheart doesn’t pine for）’這一概念上，卻幾乎不會被任何正直的計劃者採用。”
因此，政策新方法計劃平等的都市資源分配，應該是始終被尋找的。“計劃”本身并不是平等結果的必須，它只是增加了對這一問題關注的可能性。

五、都市政治生態學與尺度

（一）、都市政治生態學觀點

1、環境和社會的彼此決定

了解都市生態變化的必要前提是，環境和社會的變化共同在空間和時間上决定了彼此（Norgaard 1994）。社會生態變化的進程重新創造了社會和物理環境，產生時間和空間上，不同特點的新社會生態環境。

2、代謝過程的連續性

而這種代謝過程，扎根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是正在進行的且連續的。物理和環境的變化都與特定的歷史/地理社會、文化形式和環境、政治、經濟條件相連接，伴隨著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性機构。（Swyngedouw1997, 1999; Swyngedouw, Kaika, and Castro 2002）。

3、物質世界的新陳代謝

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革，有必要記住的是，所有社會空間進程都建基於物理的、化學的或生物要素的轉化或新陳代謝。這很重要，正如spirn（1996:112）認為的，“否認非人世界的變遷現實，也是誤導和潜在破壞性的”。因而，我們必須斷定環境是與社會生態組合是連接的，是變遷產生的，空間的和時間的、社會的和物質的(Escobar2001; Latour 1993, 1999b)。
持續不斷的都市社會和物質的協議進程，再造了它們自己，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已經結果，流動的社會空間和環境變遷的永恆運動的結果。這些變遷（dynamics），嵌入在網路或領域的尺度結構中，從地方環境擴展到全球關係。

（二）、尺度── 權力與等級的嵌套

當務之急是理論的和政治的，因此，從來不屬於特定的社會或生態地理範圍；相反，它通過特定的社會和環境尺度，駐留在社會生態過程中，成為組成和隨後的改組。
換句話說，社會生態進程使階梯狀的組織形式，比如地方、地方政府、洲際協議和類似的東西開始浮現，以及使一系列嵌套關聯和內在互動的社會生態空間尺度，開始浮現。此外，這些領域尺度協議經常以一種矛盾和衝突的方式，與階梯狀網路，比如社會生態的生產和消費系統，交叉在一起。（或者再）換句話說，一個複雜的階梯狀表達從分子進程和關聯著資本循環的變遷中產生，並且（階梯狀表達）一方面關聯了社會生態、新陳代謝轉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也關聯著嵌套其中的不同層級的規則和治理尺度。
這些內容關聯著重要性與內在關係的地帶和網路的空間尺度，一直在以他們的語境，變化、被重新定義、被重新建構，從來沒有被確定過。持續性的空間尺度重組，是為稀缺資源鬥爭和防禦的社會政策或為授權的鬥爭的必須過程，這些社會鬥爭持續對抗社會空間的不公正，一些銷聲匿跡，但很多聲名鵲起(Swyngedouwforthcoming b)，可以思考一下組織水資源系統尺度是如何衝突的，每個尺度都喚醒了不同權力，并導致了根本性不同的社會生態背景(seealso Kaika this issue)。此外，擴大網路關係的尺度，諸如通過生態征服和資本循環網路的擴張，生產和加深了不均社會生態背景。
與嵌套同時發生的還有空間尺度的等級關係。社會群體間的權力梯度，反映了個體和社會群體對都市環境新陳代謝活動的尺度能力。所有的社會生態關係,尺度結構在權力轉向時也會跟著改變。這種以過程為基礎的方法，重點關注通過社會衝突和政治鬥爭的尺度變遷機制。在許多情况下，這場鬥爭的核心，圍繞著自然佔有欲其新陳代謝控制。這些社會空間進程改變了某些地理尺度作用的重要性。重申人的重要性，有時，創造全新的尺度。這些尺度的重新定義，反過來，通過加强權力和一些控制剝奪別人改變了社會權力結構。

（三）、都市政治生態學的尺度研究

關聯社會衝突和政治經濟鬥爭的社會權力幾何學，是通過以進程為基礎的方法了解尺度的最好方法，著重關注在社會和生態機制的尺度轉化。這一以進程為基礎的方法，有助於理解對於自然佔有的社會和政治鬥爭核心，以及其代謝的控制核心（Swyngedouwforthcoming a）。
而導致了尺度轉化的「使政治化」力量，也是都市政治生態學研究的首要（關注點），它也指出了，當自然的生態轉型需要新的或不同形式時，生態尺度可以以類似的途徑轉化為社會尺度。比如，內嵌在商品化的農業，與維持生計為目的的農業，對於社會生態尺度的定義是根本不同的。(seeSwyngedouw forthcoming b for an example)。
而本篇論文在這個特殊議題中，集中關注的是尺度政治結構，囊括了地方、區域、國家和跨國的，以及集中關注在通過特定，被本土化項目和條件，所生產出的空間尺度網路。

六、結論

都市政治生態學提供了一個整體性和關聯性的方法，幫助揭開共同促成了高度不均都市地景的經濟、政治、社會和生態進程的內在聯繫。因為充斥著權力的社會生態關係參與了都市環境的形成，持續性搖擺在參與和尺度群體間，歷史地理學視覺在這個不斷改變的都市結構中對於思考都市環境未來演變是極為必要的。
都市生活的明顯特點是普遍性（存在著），社會和物質的新陳代謝，轉化自然以維持都市生活和其結構。
因此，不要對每天都市生活的實踐感到驚訝，都市化的自然是重要的物質與符號商品，被嵌入并引發了，在其使用和控制上，階級、性別和文化分歧的都市社會衝突與鬥爭。也即，都市化自然的地帶，實際上是高度競爭的地帶。
都市政治生態學的政治程序，通過核實哪一個是更加平等的社會權力分配政策和可實現的更包容性的環境生產模式，來加強了民主的社會環境結構。
Smith称地理学的另外一种流行范式会衰退，但是马克思的地理学给后人留下了最有生机和建设性的启示，去应对地理学的实质。比如全球化和地方资本的不公平而人们共同生存质量的公平的案例。
此外，Smith总结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厚脸皮胜利——繁荣，贫困，犯罪以及其他——让马克思的分析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与21世纪社会现象相关联。甚至从对尖锐经济问题的治理到激动人心的政治运动，精确地显示XX宣言始终令人捉摸不清。同时传统的都市生态历史趋向集中在对事情和事物的配置。历史唯物主义和批判政治学给予对犹如网状的社会经济新城代谢的挖掘探索以及由事物间不同元素组成与组织形成的权力关系更多的关注。
一项紧迫的任务摆在面前，那就是城市理论与政治生态学的融合，这两方面都拥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某种程度上，一个解放了的城市政治取决于获得生产都市环境与那些居住在空间中的人们的愿望、抱负和需求之间联系的权力——在人生活空间上生产物质文明和生活环境的潜能——该问题的产生对社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本质是什么或城市化必须在任何激进的政治行动的前线吗?而这正是以下三个文件，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试图解释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每展开一项研究议程,就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城市政治生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方向。

譯注：

1、​第二部分自然城市化、第三部分 城市生產自然，二三的進程帶來了第四部分不均等現象。
​​2、結論的最後兩段，即“Smith至發展提供方向。”因個人翻譯匆忙，請ShiXiangtian與ZhangShuai同學代譯。
3、譯本除去六個大標題，所有小標題則是我根據個人理解劃分。另，如譯本有翻譯問題或字詞模糊還請諒解，一切翻譯錯誤也由本人承擔。 2016.5.12 閆譽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