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_Whose City Is It?

Sassen S. Whose City Is It? Globaliz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Claims[J]. Public Culture, 1996, 8: 205-224.
首先簡要敘述整篇文章的邏輯思路，第一部分敘述現有的全球經濟秩序，全球化也成為了後續論述的紐帶或貫穿全文的線索；第二部分敘述經濟資本的權力，但在文尾提及資本的擴張中同時可以發現一種新政治的誕生；第三部分就是論述這種跨國的新政治；第四部分則是論述本篇文章的主題，即城市的所有權，也即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於此的衝突，或者可以看作是富人和窮人的衝突，或者可以看做是跨國商業和政治抗爭的衝突，這兩者同時詮釋了城市的所有權。（這個論述有點像波蘭尼的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的雙重作用理論，且讓我想起了波蘭尼的嵌入（embeddedness），在Sakia的論述里，這個單詞也反復的出現，政治、文化與社會嵌入在全球經濟所形成的新地理空間中。）
同時整篇文章除了著重詮釋claims（所有權）的重新建構外，值得注意的是overvalorization（資本穩定）和devalorization（资本贬值）兩個對比概念、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和 the vast population of low income “others”（國際商業/富人和弱勢群體），以及a politics of contestation（抗爭政治）概念等。

一、導語

正是因為過去經常地定義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與國家雙元的，全球通過犧牲國家來獲取權力。這樣的分析經常只關注頂級城市，尤其是金融方面，而忽視了其他城市，在過去十五年間，國家作為分析全球化單元的研究逐漸減少。作者因而使用城市為單元進行分析。一方面分解了全球化，更能體現出一部分城市深刻影響，而另一部分城市作用較小；一方面也更新了對於國家的分析，國家往往被視為單一經濟單元，而實際經濟是跨國際的。
多元文化與國際經濟在全球化中所佔地位相同。土地（城市）通過經濟全球化相聯繫，另一篇似乎是通過移民相連接。作者於此提出了一個問題，是否這種跨國地理也會導致一種跨國政治。
用過去的政策去考量現在的這種跨國的經濟地理將會失敗，在實際經濟參與中，政治只能代表或限制公司參與，政治的失效。但是實際是否是這樣？作者在後文逐漸進行分析，新政治在經濟中的作用。
全球化中形成了一種新形式的所有權，對於土地權、公民身份等概念的重新詮釋，國際資本使城市變成了一個組織工廠，人口也變成了一種資本，私有化土地與所有權的爭議中，一個新的問題產生，城市是誰的？
全球資本和移民勞動力變成統一財產的兩類因素。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我開篇提及兩個較為重要的概念，也即overvalorization（資本穩定）和devalorization（资本贬值）。資本中的領導公司現在將他們的組織和運營遍佈全球，而很多貧困工人都沒有將自己內嵌在國家中。
全球化塑造的新政治可以為理解全球化經濟提供一個更細緻的分析，特別是因為全球交流和超活躍（hypermobility）的資本而被視為中性的地區。trans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或許可以翻譯成跨國際經濟佈局，或是國際經濟地理。
於此，作者提出了兩個疑問。跨國政治是否成為了跨國經濟佈局起到重要作用，以及跨國政治是否被內嵌在了新地理空間中，并重新劃分了國家邊界和南北對立。其中，移民是作者認為在新政治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全球經濟中的地區和生產[略]

三、新地理的中心與邊緣

全球化可以被看做一種新的經濟性地理的形成，這種“新地理”概念跨越了國家邊界和舊有南北對立。這標誌一種“雙軌的政治地理”，國際資本在其中進行一種新概念（所有權claims）的塑造。這的確加劇城市間的不平等，全球城市擁有越來越多的資本，使傳統製造中心快速衰落，或許底特律是一個例子？
一些人因此可能認為，更多數量的金融中心湧現會減少資本活動的集中，結果正相反的是更為集中。這種更為集中反而是發生在金融服務業，在電信業和網絡發達后，儘管因為全球化、撤銷管制、證券化（使不動資本流動）等而變得更為便捷或可移動性。一個解釋原因是城市間加劇競爭這種流動資本。實際上，在作者看來，可能這是一種過分的強調或者是特殊化對待了這個主題，因為在勞動力市場也產生了一種功能多樣性的分化。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去看更多方面來思考這種跨國際系統。
政府功能在這個過程中被削弱，全球市場和資本大鱷則在一連串經濟過程中顯示重要作用。每一個方面的塑造都是多個國家地區的作用，也因此才被認為是跨國際的。我們可以去觀察這個形成，至少是一種初始時候的跨國城市系統。

1、城市間：城市一方面被深深的內嵌在這個經濟網絡中，深刻的顯示著它所在地區的特性，一方面它也顯示出了一種與所屬國家地區分離的趨勢。這種矛盾，在傳統的城市系統研究中佔據著關鍵性地位，也即這些系統提升了地區與國際經濟的整合。但是另一方面，製造業中心和港口城市的衰落也是這個經濟全球化的一方面。
2、城市內部：在城市內部也存在著弔詭，金融業產生超額利潤，而工業艱難生存。

四、新全球網路中的資本權力

地區的專門機構對於全球資本的形成和增強具有重要作用，地區很難成為一個整合機制，由此地區改變了它的角色，這種轉變可以從過去十年間專門機構快速發展看出。但同時，這些減弱了國內聲譽和力量的專門機構也面對著國內問題。
這些不同的專門機構就面臨著這樣的一個弔詭。一個被金融中心、全球市場和跨國公司控制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中，需要一種在世界經濟和國家經濟中的調節，以及國家和國家間的調節，因此，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同時看到一種“次”和“超”國家政治因素在成長。

五、身份認同的解纜和新跨國政治[略]

六、城市所有權的產生

人與土地的關聯正從過去傳統的身份認同解綁，在這種解綁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權力概念、身份概念。空間被全球城市組成，一個存在新經濟政治潛能的城市，更有可能成為建構新“跨國身份和交流”的空間，也會成為“跨地理”的空間。
不僅僅將會取代原先的全球區塊而成為資本輪迴地；也將成為人民，包括富人（高技術工人）或者窮人（大多數移民工人）的輪迴地，也是文化與本土亞文化輪迴地。這裡的問題就是，是否也是政治的輪迴地，新政治的誕生地？一個超越了文化和身份的政治，至少部分可能的被內嵌在其中。
一種方式去思考這種跨國界的政治因素，是去思考在城市的跨國空間內，是否存在新所有權形式。新的城市使用者，國際公司、國際商務，深刻的影響著城市，他們的地位還從未被人認真的檢視。新城市使用者用他們的想象重塑了城市，他們所聲稱的所有權很少被挑戰，建設起了第二代城市。但是這種新城市使用者的新城市是易碎的，一個集中在高經濟產出、先進基礎和劇烈變化的基礎上。那麼什麼城市是國際商人的城市？也很難分析一個城市是否有國際商務中心的功能。
總之，也許我們也可以去思考一種法律的極端，那些使用政治暴力的人民在闡述他們對於城市的所有權。這些所有權可能是因為為權力鬥爭而產生。
我們可以看到的違法手段的增長，可能暗示著這種快速增長的不平等，這種城市光鮮地帶和衝突地帶的懸殊差異已經變得很大。這種差異預示著未來衝突的殘酷性，新精英的貪婪和漠不關心，深深的刺激了窮人。
新的所有權形成包含了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弱勢群體的抗爭政治和國際商業，一方面是這富人和窮人所有權的跨國性屬性快速成長。
「於此，作者才終於提出了全文的關鍵。」在這個全球資本中，這種「抗爭政治」被內嵌在了這種既特殊有事跨國的空間中。如果我們來思考兩個極端，一種是全球資本的極度佔據優勢，就會佔據一小部分變成中心其他都被邊緣化，一種就是資本力量被排擠，而使城市變得微不足道。

七、結語

全球化是一個產生矛盾空間的進程，一種緊張關係、內部分化和持續性邊界交叉（邊界模糊？）的空間。全球城市就是這樣一種空間的代表，集中了大部分的跨國公司力量和其缺陷，以及或資本增值或資本貶值。這種結合使得經濟全球化得以迅速增長，也使得移民人口獲得一種解釋他們在地城市所有權的聲音。
一個因素是全球城市集中的「全球時代」大量經濟政治力量，并不斷地增強全球控制和產生超額利潤。同時，另一種因素是，在這些力量之外的少量經濟與「傳統」政治力量通過文化與身份認同的“新政治”力量成為迅速強大的在場力量。一種跨國政治力量被內嵌在新經濟全球化的地理中。
在城市運行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因素促進了進一步的全球化和更廣泛的爭議，這兩種因素並不是完全平衡的，而是一個動態的互動過程。

八、後記

Saskia開創了思考城市的新方面，后续有Lisa等針對其文章回應。Lisa與Saskia的兩篇讀本中存在著一個張力的矛盾，也即經濟與文化的矛盾，在全球化過程中二者的關係顯得愈發模糊。
在Sakia的論述中，全球化中全球資本解綁了原先的文化，取而代之的是在全球資本體系下以城市為單位的各方面的“Transmigration”，在資本的夾縫中生長出了一種“反抗政治”的力量，移民、婦女、少數族裔等作為“反抗政治”的一部分，與“國際資本”的互動，建構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城市多樣性。Sakia雖然落腳到了反抗政治的出現，但歸根是由於資本的擴張，資本在他的論述中貫穿了全文，包括他也論述到了移民作為資本的一部分。
與Sakia不同，在Lisa等人的論述中，圍繞的核心是“immigrant-led transnational networks”以作者的話語是“It also reveals that many gateway cities embody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presence of ethnically and culturally diverse immigrants.”也即歸根到了種族與文化，移民是各種文化的承載，由此帶來的多樣性。
於此便產生了弔詭，以及概念上的難以辨析，經濟與文化在解释全球城市或國際都會的衝突。二者也存在共通處，經濟原因是吸引移民的重要因素，但於此有幾個對於Lisa等所撰文章的疑問。
Global city與bypassed的論述中，是否缺少移民的國際都會是不符實的，或者換言之，缺少移民的城市會缺少多樣性？也即，Lisa等人的論述中一直在強調，移民帶去了多樣性，但是Lisa等沒有試圖去說明城市是否擁有一個自生產多樣性的功能。在他們所提及的全球城市中，對於東京的補充論述顯得有些牽強，短期勞工沒有聚集在東京，而是聚集在了東京周圍，由此解釋移民城市和全球城市相關性的特例。對於Mexico的論述，則是這樣”Mexico plays a vital role as a world c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but it does not have 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nor structures that would attract significant numbers of foreign laborers.”，Mexico是移民的中轉站來解釋。
那麼Lisa所提及的th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nor structures是什麼，為什麼在強調國際都會中移民的重要性時，又將移民不選擇Mexico的原因推諉到經濟？移民與國際都會的關係又是否真的如Lisa所論述的那樣緊密，中國數據的缺席也使得文章的論述单薄。

最后，本文串聯Saskia与Lisa文章的途徑或不恰當，或許以移民等概念的拓寬更為恰當。但當時思考，雖然偏離但也不無可愛的地方。16.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