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_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

Loftus A. Rethinking Political Ecologies of Water[J].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9, 30(5): 953-968.
摘要：未能為超過十億人提供安全、潔淨的飲用水，仍然是對當前政策和實踐最有力的控訴，一系列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已經把這個戲劇性的失敗（水資源短缺）作為進入當代權力運作研究，以及權力運作周邊的更廣泛問題的切入點。從最基本的誰應該負責這一災難性失敗的問題，到更廣的規則（rule）形式鞏固的問題，這項研究提供了一個看待社會和環境問題的關鍵角度。這篇論文便因此提供了對於近期有關水問題的政治生態學研究概述，以及幾個作者在南非Durban（德爾班）的案例研究。[注：小標題1、2、3等不是文本內容，只是後劃分的輔助參考]

一、前言

1、政治生態學的產生原因

2008年的千年發展計劃報告指出，全世界仍有幾乎一般的人受水資源短缺問題困擾，MDG的目標，是在2015年前改善一半人的水資源短缺狀況，但貌似差了很多的是（missed by a mile），仍然有10億人飽受水資源短缺的困擾，最近的承諾就如同過去50年間國際社會做的白日夢一樣，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改變。
而正如2006年世界水發展報告和2006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所表述的，駭人聽聞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不是不同地區特定環境造成的，而是失敗政策的結果***。簡單講，我們有足夠的水、足夠的技術、足夠的錢，去確保世界上人人有水，而問題的關鍵在於，怎麼樣去制定一個適當的政策（確保人人有水）。
全世界每天有超過5000名兒童死於可預防的腹瀉，無法確保人人有水的集體性失敗，正是我們的政策史上最為該死和公然的罪書。

2、政治生態學的方法論

對於水資源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即開始於「水權力」的不公正研究。不是把問題看作有些人有水，有些人沒水的問題，也不是試圖在技術發展上尋求安慰，或是承諾高調的宣言。政治生態學尋找水資源分配的政治學理解，作為解放工程的第一步驟，以之確保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居住在安全環境中，而不是居住在一個發臭的、被污染的水環境中。
正如Robbin對政治生態學漂亮的定義，政治生態學是反對非政治生態學的，反對Malthusian（馬爾薩斯）的由於資源稀缺導致的資源戰爭，取而代之的是，重新認識有關資源產生和分配的權力關係。
此外，如Robbin所說的，政治生態學的方法是一把斧頭和一粒種子，他用一種批判性洞察，劈開了眾人默認的世界不變性，并在這個基礎上培育出一套對於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的規範論述。政治生態學斷然否定環境不公，其方法促使我們通過爭論「社會﹣自然不平等」的「再生產」，去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a political ecology approach commits us to helping to bring about a better world through contes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o-natural inequalities.）

3、政治生態學的不同理論發展：

Robbin的政治生態學的一般性概念（catholic conception）是十分有益的，這個方法後來通過很多方面不同影響而發展，在當代社會，政治生態學有了幾種不同的變種。
（1）相同處：而或許這些變種間唯一相同的想法已經被我們討論了，就是使環境政治化（politicise environments）的願景，作為一種改變他們的方式。
（2）不同處：正因如此，對於有關水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已經出現了一些清晰廣泛的子領域（sub-field）政治生態學方法，（雖然）往往更多是自認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不過確實也因此開始了前沿理論的討論，而在有關於水的政治生態學研究，則成為了理解「人類﹣環境關係」，正在摸索發展的前沿方法。

4、政治生態學的關注點

而近年來研究上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轉移，即對於「水資源分配」如何被「權力關係」形塑，和對於「水資源本身」如何形塑了這些關係。
當水開始具現化并表現為社會關係，它就開始對世界上「權力的生產與再生產」變得重要。因此，以關於水資源的政治生態學角度研究，不僅僅是闡述世界水資源危機的生產，而且也展開了一種對於權力的政治生態學理解。簡言之，它提供了一種去理解政治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困境（ongoing predicaments）」的途徑。

5、論文的整體脈絡

在接下來，我將對當前水供給的討論作簡要回顧，把重點放在私人商業的討論上；爾後我會將重點放在政治生態學角度下對水的討論；在論文的後一部分，我以我在南非Durban的研究為例，去論述水在后種族隔離中被同時強化和質疑的政治秩序邏輯之上，提供了一個重要地帶（terrain），這實際是為思考未來關於水資源的政治生態學方向，作一個切入點的嘗試。
貫穿全文的關注點是水，而不是公共衛生，因為作者無力去公正地論述公共衛生這個重要議題，而且也是因為理論明顯是圍繞水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對於近年來重新回到水和公共衛生問題的漠視，恰相反的是，作者在另一途徑，也即在有關水的政治生態學研究上的進展中，與「我們的世界由何構成」相聯繫，重塑了社會和自然。
在這種角度上，這項工程是解放性的，從批判性理解水和探尋發展，到形塑一個更好的世界。作者在論文中討論的，也就是這樣一個必須立足於理解我們日常生活之後進行的工程。

二、當代水資源的討論

1、人類發展報告──政治與權力介入

2006年，全世界發表了一連串對於水資源問題的報告，人類發展報告也第一次關注於此，諸多領軍政治生態學家圍繞於此，提名文章《超越匱乏：權力、貧窮和全球水資源危機》。
或許受此影響，最後的報告堅定地支持反Malthusian觀點，它超越結構的聲稱，在世界水資源供給方面存在危機，但這是一個社會生產的危機，而不是一個由於水資源地理分佈不均而導致的危機，在過去幾年來諸多政治生態學家附和這個觀點。
挑戰是嚴峻的，引用報告中的數據，超過10億人無權擁有乾淨的水資源，每年有180萬兒童死於因不潔淨水資源或匱乏公共衛生而導致的疾病，如果這個數據中再加入成年人，不潔淨水資源是21世紀初全球第二大致死因素。
這個報告繼續關注了三個關鍵主題。第一，希冀政治去結束水資源短缺是不夠的，反映這個的是對於水供給的低預算配給。第二，很多地方的窮人花費最多的就是為了水資源，對於非正式地區或近郊居民，網絡狀供給的匱乏使得他們極易受到不穩定的賣水小販影響。第三，報告聚焦在國際努力的匱乏，也即關於水資源的MDGs行動，很難看到實際行動。
報告最為重要的關注點在權力，我們不能僅僅去關注水資源危機的產生，而忽視特殊權力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是如何產生這個問題的。

2、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私人與公共共治

2006年在美國出版的第二份的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關注點則是更為模糊的治理問題概念。一些被MDGs所設定的宏偉目標的關係被討論。
《水，一個被分享的責任》發現，在確保水資源獲得的問題上，一個範圍廣大的不同治理責任，被分配給不同的國家、國際機構、NGO和私人商業團體。報告的一個結論是，私人商業團體很難達成MDGs所設定的目標。一個棘手的問題於此浮現，在什麼情況下私人和公共團體可以在供給更多充足的水資源上達成共識。

3、水資源私有化進程──總敘

如果說自1980s后主導學術界對於水供給討論的議題，一定是對於私人因素的重新考量。
1989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對於水的供給剝奪是後續一波來自私人公司壓力的先導，私人公司呼籲（政府）給予利益投資更多的讓步。華盛頓共識后，水資源供給迅速取得了政策面的支持，即是實際政府讓步而簽訂的合同從未影響過全球人口的10％以上。世界銀行假設私人公司可以在水供給計劃中提供很好的輔助支持而為私人公司提供了很多直接貸款。重要的水資源私有化可以廣泛的從直接妥協合同，到私人公司可能僅僅只提供投資或建設的限制性服務合同。
正如Bayliss和Fine所注意到的，大多數最近的國際金融機構制定的政策，傾向於商業化（commercialisation），而不是完全剝奪（divestiture）。
儘管如此，反公司的全球化抗議浪潮發現，通過水資源私有化達成供給的完美目標，似乎從促進發展進程，演變為了利益動機的驅使。

法國通過混合公共和私人供給來展開水資源供給，最大的法國跨國公司Suez和Vivendi，同德國跨國公司RWE（運營在超過100個國家）合作，到了1990s底，法國的自來水公司在行業中佔據優勢，取得了市場領導者地位。在新千禧年中，歐盟的角色在當它簽訂了世貿組織一般性協定中服務貿易方面（GATS）推動包括水資源供給自由化時，它在推動水資源供給私人化走在了前列。然而在2006年後，（人類發展報告）開始承認GATS不能包括對於人類使用的水資源，最終這些成為了阻礙。

4、水資源私有化原因──資本主義的內在擴張

對於David Harvey而言，通過將水資源供給移交給私人行業確保充分消費的復甦，代表著一個新潮流，他稱之為通過剝奪的積累。暴力佔有普遍性資源在資本主義歷史中，並不是一個短期或暫時的階段，而是一個為了滿足資本主義生存的持續性進程，Harvey認為，水資源私有化就是過度積累的普遍性危機的反應。
從對空間、時間和時空固定的機遇的枯竭到過度積累危機，資本需要為利益投資尋找此前脫離資本主義軌道的新地帶。討論被推廣開來，引起了隨後的幾篇論文回應。他們試圖尋找在更廣泛的政治經濟進程中，水資源私有化的真正作用。儘管如此，如果（方法）使用的過於粗糙，就很容易導致忽視事實，資本在近年來實際很難從水資源私有化中獲利。一些研究便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不是單獨的水資源，而是普遍性的私有化，也即不僅僅是關於水資源的供給合同。

5、水資源私有化後果──窮人地區無投資

在南半球有一些高盈利的水資源私有化項目，例如Buenos Aires, Guayaquil, Jakarta和 Manila，簽訂的合同持續了超過30年，私人利益被捲入擴張城市之間聯繫和提升運輸服務中，這些合同促使公司在一個長期性的高層次上投資不動產性的基礎設施。給一些主要人口依靠低收入維持生計的地區投資，無疑是資本所不喜歡的，就像給城市Cochabamba和Dar es Salaam，以及隨之而來的投資行動風險，高利潤困境是未來資本發展的抑制因素***。
無論如何，從第一個在南半球簽訂的合同至今已近20年了，一個現實問題出現，私有化並未解決全球水資源危機（provide a panacea）。儘管以倫敦為基礎的Adam Smith機構，使用了來自英國國際發展部門的基金，去提高南方各國的私有化程度。但事實擺在眼前，去使私人投資者從建設大型長期的基礎設施發展到為窮人思考極端困難***。正因如此，甚至在簽訂了合同後，私人公司的投資在提高水供給上，很多都是極不情願的去遵守諾言投資貧窮地區：也即已經簽署后的合同很快被重新協商，經常是高度的不靠譜，1990s很多高利潤合同現在也已經廢止。

6、水資源私有化的進一步發展──公司化進程

第二份世界水資源發展報告指出，在很多情況下，用政策面抓住變化的心情是通過新的混合，公共﹣私人夥伴關係或是tri﹣sector夥伴關係（也包含公民社會）來取代更大的妥協合同。正如幾個研究所指出的，公司化進程比正式的私有化進程更迅速，公共團體現在更多的被期待去扮演私人商業提供者，並且公民﹣消費者聯繫已經快速果決的在世界很多地方轉變。

7、近20年討論小結

簡言之，兩個關鍵主題在過去20年間對於水供給的討論佔據支配地位。第一，超越結構論述的關心是：在水資源短缺狀態下，如何去獲得安全的水資源？第二，私人商業也許在治理安排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去確保充足的水資源供給。

三、水資源的政治生態學

1、政治生態學──奠基理論家

如果上述的一些政治經濟學文章給你的感覺是政治生態學對於水的研究已經被操作了，其實不是，它僅僅代表了政治生態學者所關注的重大議題中的很小一部分。Bakker, Budds和McGranahan, Loftus和McDonald, Page, Ruiters, Smith和Swyngedouw的研究為政治生態學方法論對水資源私有化問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2、Bakker觀點──私有化導致規則再建構

尤其是Bakker的工作，儘管大量的關注在北方環境，卻因為其對於錯綜複雜的私有化的細微差異方法，獲得了廣泛的重新認識。她認為撤銷對水治理的管制，實際上促成了再管制進程的建構。（She argues that the deregulation of water governance has given rise to a process of re-regulation.***）
Bakker小心謹慎的假設：私有化將會對於環境造成負面結果。她強調新的監督機構對於英格蘭和威爾士環境的重要作用，環境機構扮演著地方水供給的生態保護重要角色。
此外，她的研究呈現明顯轉回對於英格蘭和威爾士環境，她首要認為水是一個“不可交易的商品”，在本篇論文接下來的幾個主題中會有論述。當她的關注點轉向南半球時，Bakker的研究，就像是在群島中捕捉一些南方城市中空間上私有化策略的可能，（mobilised the analogy of archipelagos），這種方式比聲稱這是一種碎片城市化形式更為高效。

3、 Budds and McGranahan觀點──解決方法：私有公有混合

Budds and McGranahan，發展出一個更復合的方法去研究私有化歷程。他們試圖轉變兩極化的思考，這種兩極化思考也即，利益激勵不是對立於公共商品，就是實現（公共）的必要方式。
他們認為，無論是大型公共基礎設施研究，還是私人商業投資，都不可能達成MDGs的目標。無論是公共還是私人實體都不能很好地滿足南半球城市中窮人的需求：二者都不能解決目前在這些區域的水資源基礎設施的發展。
論文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述，反對了過於樂觀的觀點（Panglossian view），私有化將會成功而公共行業會衰落（即私有化不會完全成功，公共行業不會完全衰落），並且反對了幼稚的對比，未改革的公共行業可以取得普遍性利益（即未改革的公共行業不可以取得普遍性利益）。
過去50年間公共機構運轉水資源網路顯示了他們的觀點，在最近的狀況中，公共行業不再勝任這項工作。Budds and McGranahan論述了幾個關鍵點，從政治生態學的研究到他們更普遍的論述。

4、Page、Mcdonald and Ruiters、Loftus and McDonald、Bryant and Bailey觀點──環境政治化與方法論架構歷程

其他有關於私有化問題的政治生態學論文發展，不驚訝的是，在分析廣泛的不同地區中水資源私有化的具體案例（concrete）時，放入一個理論性的猜測方法（informed approach）去研究。(1)Page在Cameroon的研究分析了水行業商品化進程，以及更進一步的關於商品的論述和論述如何在特定的精神分析法下重建友好關係（rapprochement），也許這證明了通過更深層次的思考我們與商品關係的想象，是有效的。(2)Mcdonald and Ruiters提供了一系列文章對於南非公司化進程的研究，或多或少的顯示了政治生態學的架構。(3)Loftus and McDonald在Buenos Aires（阿根廷首都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研究發展了機構﹣中心（agent-centred）方法，去理解政治生態學中的水資源私有化問題，也影響後來Bryant and Bailey的方法論架構。於此，環境政治化與一定數量的關鍵機構交互作用，形塑了從地區（state）到商業。
國際力量的聯盟（coalition of international forces）創造了關於Buenos Aires的理想模型，並且將之通過華盛頓共識改革出口到廣泛的不同地區，他們試圖去展示這個模型是如何更多的被經濟理想類型形塑，而不是感官，它是如何為新一波腐敗浪潮開門（促成腐敗），以及，在這個進程中，如何在南美城市加強了社會空間和環境的不平等。

5、Swyngedouw觀點──水的歷史就是城市史＆水與權力相互構成

儘管觸及了私有化問題，Swyngedouw的研究則在一個更歷史性的角度看到了在Spanish（西班牙）和Ecuadorian（厄瓜多爾）的，水和社會權力正在改變的關係。
（1）Guayaquil案例。
Swyngedouw在Guayaquil（厄瓜多爾的最大城市）的研究，可能是在近年來對政治生態學研究最有影響力的研究。在這份研究中，Swyngedouw釐清了Guayaquil市水與社會權力的基本關係。Matthew Gandy在他對於New York的研究中也將Swyngedouw的架構放入。城市史可以被看做是水的歷史。
Swyngedouw在Ecuadorian案例中發展這個架構，通過歷史，把城市化與同時發生的政治經濟和政治生態進程一起理解，將達到最好的效果。在更近的幾次研究中，他開始關注城市中對於水資源獲取的激烈社會鬥爭，超過1/3的人仍然不能得到可飲用水的供給。
（2）Spanish’s Franco案例
但Swyngedouw的研究，也許更多的在他對於西班牙的論述中。在西班牙研究中，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從強調不平等的社會生產，到水資源在形成權力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水和社會權力是相互構成的。因此，在西班牙案例中，他論述了西班牙的Franco（佛朗哥）法西斯工程中數量政治的生產和再生產，是通過改造國家的水利工程而得以完成。Franco尋求去團結各領土利益而開展的巨大水壩建設項目，也是讓國家在同時進行物質和話語工程的重構。
Swyngedouw許多論述，似乎在回應之前的Wittfogel or Worster，他們對大型水利基礎設施的研究，試圖尋求解開大壩建設和社會權力之間的關係。但swygnedouw的研究是試圖論述水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構成的，而不是如Wittfogel陷入環境決定論，水資源的分配形塑了權力系統。
這個案例也被引入了Gandy在New York的研究，和在Athens的Kaika’s研究中。而後續在家庭私人政治與巨大象征支配的國家地區工程的運動間，也將有助於我們在日常生活的批判中進一步嵌入這樣的理解。

6、Ekers and Loftus觀點──水資源鞏固權力

思考這些主題，Ekers and Loftus認為很多近來關於水資源的政治生態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進入第二系列討論的關鍵點。
思考Antonio Gramsci and Michel Foucault的研究，他們認為，在自由資本家社會和隨之而來的主體性進程（attendant processes of subjectification）中，一種新視角也許可以代入對於權力鞏固的研究。而那些把焦點放在新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化，則僅僅輕微的碰觸了這些主題。
對於Ekers and Loftus，近來的政治生態學發展中，Swyngedouw的工作，以及特別是Kaika and Gandy的工作，似乎分享給我們一個觀點：水在權力的生產的再生產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同時，當把個體與更廣泛的權力網路連接時，就會發現權力實踐與已知的、固定的和活動的機構的迭代作用（iteration），以及對組成地區領導權鞏固問題的爭執。
這可能會打開一個政治解放和激進民主工程的新進展，通過更好地瞭解水是如何鞏固特定形式的權力***，這些也可能反過來又被破壞了。

雖然這樣的轉變已經隱含在了文獻中，切入點也是眾多的，但它卻被相對的忽略了，定位在一個更具體的例子可能有助於更進一步地發展理論。為了印證，我將以南非Durban進行研究。

四、Durban’s水資源爭奪的政治生態學[略]

五、結論[略]

2016.4.10 譯於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