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杜甫传

1951年，冯至在《杜甫传》的文末写道：“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冯至，1980:158）看到这句话时，我想起在乐山电影院里看的新近电影《东北虎》，我想其中的一句台词放在这里是中肯的：“你们文人是弱势群体。”
唐杜甫伊始，或远及周秦，至冯一代文人，知识人的命途挫折，在时代的波云诡谲中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但冯文笔下所叙述的杜甫一生，虽中年郁郁、晚年破落，却始终在慎微地开拓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乃及发展着对世界的怜爱，这是令人感动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时代的束缚，却总有一些人试图在命定的必然中窥测或然，尽管这些窥测常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痛苦，但正是这些被记录的痛苦不断激励着后人向更远处跋涉，我想这是文字、文学的伟大所在，这些留下的字句最终在时代的束缚中超越着时代，在后世不断地击碎着前世，使浮萍般微末的一个个个体，矗立为后世文脉中的一个个永恒地标。每一个时代都是短暂的，但这些地标历久弥新。

冯文对杜甫一生的叙述共分十三节，内容易读，有关杜甫更为学术性的著作或参陈贻焮《杜甫评传》，如下是我记录的《杜甫传》梗概：

一、卅三岁前的浪荡子

第一节“家世与出身”。冯叙杜甫“诗是吾家事”，盖因其父系家族世代官僚，族中名望高者，如杜预为晋朝武库，及其祖父杜审言亦与宋之问等齐名奠基五言律诗；其母系家族可追至李世民一系，李世民之子慎、慎子琮、琮女为杜甫之外祖母。
第二节“童年”（约1至12岁）。杜甫于712年生于河南巩县，幼居洛阳的姑母家，5岁又迁郾城，受胡族浑脱舞及其后续演变的剑舞（公孙大娘）影响，体魄趋于健康，12岁即出入岐王李范、玄宗宠臣崔涤家中，常闻李龟年歌声。其晚年约57岁时在潭州（今长沙）时遇到同样风烛残年的李龟年，有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另，杜甫在川渝回忆这段童年时光时，其实也十分能吹牛逼，如“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一日上树千回，可谓蚂蚁上树了。
第三节“吴越与齐赵的漫游”（约19岁至28岁）。其实在这一节中，我们大可感受到唐人与今人之社会时钟的不同。冯叙：“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读到，一个读书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冯至，1980:19）杜甫弱冠后在吴越浪荡，至廿四岁回洛阳考试却落第，复又“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天他在邯郸的丛台上唱歌，冬天在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他也曾在深秋登上泰山的日观峰，翘首八荒，望见逝水东流，平原憔悴。”（冯至，1980:25-26）杜甫在28、29岁的末尾时写下了“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段经历如今已难见了，若按如今的俏皮话讲，即杜甫考公没考上，继续啃老又玩到了三十多岁。
第四节“与李白的会合”（约29岁至33岁）。杜甫大约是741年（29岁）浪够了回到洛阳后，在祖辈杜预坟旁住了一段时间，写下了《祭远祖当阳君文》，大约也是此时，同司农少卿的女儿杨小姐结婚；翌年姑母去世，杜甫守制，复在家乡市井混迹了两年；至744年，与李白相遇，时李白约43岁、杜甫约32岁，受李白影响，杜甫在他人生最后无所拘束的几年间游侠求仙，“有时在城里的酒楼畅谈痛饮；有时登上吹台，南望芒砀山上的浮云；有时在黄昏时走上单父的琴台，北望没有边际的寒芜，好像能一直望到渤海的海滨。”（冯至，1980:32）到了745年的秋天，李白往江南修仙，杜甫往长安求职，二人在兖州别后便再未见了。应当说，李白对杜甫是有很深影响的，但在《杜甫传》的补记中，亦如夏承焘提及冯文对杜甫情感生活的忽视，夏则讨论了李白与杜甫的不同，如李白一生四娶、诗歌繁多却少有妻子身影，而杜甫仅有一妻、且诗歌常叙对妻子思念，这是李杜又不同的。

二、卅三岁至卌七岁的中年危机

第五节“长安十年”（约34岁至44岁）。在这一节中，冯叙了杜甫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奉承慎微于官场，苟求一职，古今何异呢？此时期的诗歌里多少有着清人吴庆坻所谓的“曾许人间第一流”的自哀。来到长安的杜甫还没有理解官场的复杂，由于政治斗争，与杜甫交好的李邕在北海市长（太守）任内被李林甫杀害、房琯亦被贬为宜春太守，杜甫所能依靠的前辈已被边缘化，差不多还没出仕，就致仕了。“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某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冯至，1980:39）大约在杜甫38岁时，他的长子宗文出生；也大约在此时期，他的父亲在奉天县令任内去世了。父亲死后，杜甫赖以为生的途径，可能仅是在贵族府邸里充做门客，做贵族生活的点缀，他也不断地给达官贵族写诗介绍自己，但看不到仕途的希望。到他41岁时，长安雨灾，杜甫“也属于天天从太仓领米的人。”（冯至，1980:49）直到755年，他43岁时终于得左丞相韦素推荐，任河西县尉，但县尉卑俗且压迫人民，杜甫因之拒而改任右位率府胄曹参军，任务看守兵甲等，挖苦地讲，可以看作是一个保安大队长，也是此时期，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绝句。但杜甫在这一职位上未待多久，安史之乱爆发了。
第六节“流亡”（约44岁至45岁）。安史之乱大约自755年，持续至763年。在756年至757年的一年间，杜甫先后流亡在白水、鄜州（今陕北延安南部富县），玄宗逃亡四川、肃宗起于灵武，但杜甫在北上延州（今延安）试图走芦子关投向灵武时，时被胡人虏回长安。此时期，房琯复兵败于陈陶，唐军四万人阵亡，胡人却在长安高歌。困居在长安中，杜甫与妻、子失联，也是在此时期写下了《春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等诗篇。至45岁、757年，杜甫冒险穿越两军前线，奔向凤翔，抵达了肃宗麾下，被肃宗任命为左拾遗，类似于领导秘书的官职，但也因此直接地卷入了政争。夏承焘补充认为，杜甫政治生活的开始，正在于此次冒险穿越战区、投奔凤翔。
第七节“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约45岁至46岁）。在这一年中，杜甫离开了长安，往华州（今陕西渭南）而去了，这也是他在长安的最后一年。受房琯牵连，杜甫被派往华州任司功参军的文教工作，但758年他到了华州后，大约做了一年的工作，中间曾返回洛阳故乡，在从洛阳返回华州的路上，写下了“三吏三别”的《石壕吏》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矛盾并不像长安时代的诗里所说的杜甫个人入仕与归隐两种心情的冲突，而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爱人民、爱祖国的诗人在人民与统治者中间感到的剧烈的冲突。”（冯至，1980:77）
第八节“陇右的边警与艰险的山川”（约47岁）。在759年，杜甫最终放弃了华州的职位，事实上杜甫“一生实际的政治生活——除去后来在成都严武的幕中工作一个短时期外——断断续续的一共不超过两年半。”（冯至，1980:84）杜甫的辞职，一方面是个人志向的原因，另一方面，不能不说是房琯一系人员的再度被边缘化。夏承焘亦补充道，杜甫政治生活的结束，虽有房琯一系的牵连、杜甫对朝堂的失望、京官无俸、关辅饥荒等原因，但根本上，仍是因为房琯一系的得势与失势，更根本上，则是玄宗、肃宗二帝之争。在这一年间，杜甫从华州往秦州（今甘肃天水），秦州生活艰苦，同谷有一位杜甫的笔友邀请，杜甫便在初冬的十月往同谷去了，事实上，秦州也在不远的几年后（763年）被吐蕃攻陷了；但同谷的生活依旧困苦，“他终日拾橡栗充饥，有时到山里挖掘黄精，但雪盛无苗，空着两手回来，儿女饿得只是啼哭。”（冯至，1980:94）在这样的艰辛中，杜甫最终在隆冬前往成都投奔表亲，乃及不得不在流亡路上违心地写诗称赞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房琯一系政敌裴冕，好在裴冕在三月初便去职了。

三、卌八岁之后的闲适与悲凉

第九节“成都草堂”（约48岁至50岁）。大约在760年，杜甫已48岁了，“经过两三月的经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不只杜甫自己欣庆得到一个安身的处所，就是飞鸟语燕也在这里找到新巢，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冯至，1980:99）应当说，这是杜甫长安十年后少有的悠闲生活，杜甫的朋友高适曾代成都尹，严武亦曾任几月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写浣花溪、西岭，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亦回应时人对其诗歌的批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到了762年的春夏，大约是四月，玄宗、肃宗先后死去，代宗即位，严武被召回，房琯一系有了抬头的希望，杜甫送严武至锦州，也是在此时，成都少尹徐知道却突然叛乱了，杜甫再次开始了他的流亡。
第十节“再度流亡”（约50岁至52岁）。徐知道叛乱后，杜甫无处可去，安史之乱似乎又重演了，在762年秋，他从锦州前往了梓州，晚秋时偷偷将妻子接到梓州，“763年秋和764年春到过两次阆州，762年11月曾南游射洪通泉，763年春再赴锦州。”（冯至，1980:116）在这一时期，杜甫生计完全依赖章彝等“边头公卿”，好在这一生活没有持续太久，764年，严武回到四川任节度使，杜甫本打算东下江南的心思，因好友重新主政，便返回了成都。
第十一节“幕府生活”（约52岁至53岁）。严武返川后，杜甫回到成都，过了一段耕种的生活，写下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绝句，但严武力邀杜甫从政，杜甫不得不进入幕府，大约做了半年，杜甫因同僚间的阿谀周旋、与风痹等身体原因，又辞职了。“杜甫在梓州时，已经感到朋友零落，想往江南或回到故乡，若没有严武的召请，他是不会再来成都的。如今再来成都，在幕府里周旋了几个月，受尽苦楚，好容易能回到草堂，本想耕劳自给，过他愿意过的生活，不料当他在美好的春日伐竹除草、修理茅屋时，严武在四月里忽然死去了。严武一死，使杜甫在成都失却凭依，他不能不在五月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冯至，1980:130）
第十二节“夔府孤城”（约53岁至55岁）。杜甫从成都离开后，因身体原因只能停停走走，经嘉州（今乐山）、戎州（今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忠县），抵达了夔州西的云安县（今云阳），767年又迁居至瀼西。在云安，杜甫回忆自己的青年时期，撰写了大量的自白。也是此时期，他写下了《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第十三节“悲剧的结局”（约56岁至58岁）。大约是767年，杜甫的弟弟杜观到了荆州（今江陵），短暂地在夔州与杜甫会面后，又回到了荆州，并不断写信劝杜甫出川。768年正月，杜甫决定去蜀北归，但杜甫刚到荆州，商州（今陕西商县）叛乱、吐蕃也在进攻凤翔，不得不放弃北归，而江东的亲戚也久无消息，不得不暂居荆州，但他的弟弟杜观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在杜甫诗中出现了。杜甫在潦倒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投奔朋友，遂去衡阳投奔朋友韦之晋，但杜甫刚到衡阳，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而韦刚到潭州便去世了。杜甫在夏末前往潭州，他在潭州的生活依旧窘迫，但遇到了晚年的知己苏焕，也遇到了童年时的李龟年。可是770年潭州兵变，杜甫再次开始了流亡，而这一次，杜甫终于不能再走了，他最终在湘江的渔船中病逝。死后四十余年未曾安葬，直至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从岳州将杜甫遗体运回偃师，葬在了首阳山下杜预、杜审言的墓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