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社会人口学的视野

顾宝昌, 1992.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择[M]. 商务印书馆.

1973 IUSSP 人口转变理论再思

这篇文章是A Coale(普林斯顿大学)于1973年在IUSSP上的报告。

一、Notestein思想

1953年,Notestein总结了人口转变思想(按Krik 1996年人口研究一文,更早在1945年或1934年):
传统模式,高出生、高死亡模式。为了维持高死亡率下的种族延续,高出生率及与之对应的社会组织形态便自然形成。
现代模式,低出生、低死亡模式。这一进程最终在19世纪30年代中叶完成。其转变过程如下:第一,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对健康的追求自然地导致了死亡率的降低;第二,生育率的下降,则主要是因为旧社会经济制度的消失,因素如(1)工业城市中谋生需要技术教育,孩子养育费增加、孩子经济收入减少,(2)死亡率下降增加了老年抚养、削弱了新生数量,(3)妇女工作与传统连续性生育方式不兼容等。

二、Coale批判补充

1973年,Coale在这篇文章中对Notestein进行了更复杂的补充、批判:
第一,前现代社会生育率、结婚率、婚内生育率存在巨大差异。
(1)前近代社会,不同社会的生育率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如19世纪早期的总和生育率,北欧5.0、澳洲某岛屿8.4。
(2)前近代社会,不同社会的结婚率存在巨大差异。如西欧过了育龄期仍独身妇女有时高达30%,东亚35岁至40岁独身妇女通常低于1%。严格意义上,欧洲社会经历了两次人口转变,第一次是马尔萨斯时期,由早婚至晚婚、独身,是结婚比例的降低;第二次是如今(1973年)新马尔萨斯转变,是婚内生育的降低。而与之相对,东欧、东亚社会则更多是马尔萨斯转变,结婚比例的降低。
(3)前近代社会,不同社会的婚内生育率存在巨大差异。西欧社会多控制生育,如基督教徒在哺乳期不发生性行为;亚洲社会多自然生育,崇尚多子多福。
第二,人口转变过程存在巨大差异。
(1)生育率下降方向并非一成不变。在20世纪早期,大量学者认为欧洲完成了低生育率人口转变时,生育率开始反弹。这是因为战后,A晚婚、独身比例大幅下降;B婚内生育率提高。
(2)死亡率下降不必然先于生育率下降。法国、德国二者均是同一时间。
(3)生育率下降原因的先决条件,是观念(有意识选择)、技术(可行的避孕)及利益(减少生育有利可图)。晚近研究重申了避孕技术的重要性。
(4)生育率下降与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而生育率下降原因与“文化地区”有强关系。单纯“社会经济”无法解释,可能存在一种传播、模仿机制,生育控制的传播在地区内较地区外更快。
第三,人口转变理论具有普适性。现代社会确实普遍存在低生育、低死亡特征。问题在于:
(1)转变的判定标准需因地制宜。
(2)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低估了死亡率下降速度,与总体现代化关系少,与技术传播速度关系大。
(3)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结婚比例下降、婚内生育下降的两次马尔萨斯转变可能是同时发生的。2022.2.28 于品园

1975 Science 人口转变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意义

这篇文章是Teitelbaum(普林斯顿大学)于1975年在《Science》发表。其基本内容是对Coale于1973年在IUSSP上报告的补充,但其时代背景是当时国际人口学、政治学的争论,即在经济发展会自然降低出生率的情况下,政府是否还需要计划生育?Teitelbaum的主要观点认为,由于科学理论的普及滞后于现实情况,人口转变理论仅能描述19世纪欧洲,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在给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转变现状及可能原因后,Teitelbaum隐含了支持一定程度干预的立场。

一、传统思想

Teitelbaum首先总结了人口转变理论:
第一阶段,高死亡率、高出生率的均衡。为维持物种延续,鼓励生育是被制度化的。
第二阶段,低死亡率、高出生率的不均衡。人口数量急剧增长。
第三阶段,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由于家庭重要性的弱化、义务教育的普及(儿童劳动力经济价值的弱化),出生率下降,但仍滞后于死亡率下降。

二、Teitelbaum批评补充

Teitelbaum继而谈及人口转变理论后续补充,如Coale的《欧洲出生率研究》中婚姻比例、文化语言对于生育率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Teitelbaum将话题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转变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除Coale外,总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特点:
第一,国际迁移无法疏解人口,缺乏殖民地;第二,极高的人口增长率、巨大的人口惯性,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减少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第三,极高的人口增长,减少了面向妇女的就业岗位,削弱了妇女工作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第四,极高的人口增长,导致教育普及难度的提高,削弱了教育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第五,观念的转变,晚婚晚育、小家庭、控制生育、消除语言文化隔阂等政府主动宣传。
但是,Teitelbaum的担忧概因70年代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概念尚未出现,至98年David E. Bloom方才提出。2022.2.28 于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