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东方出版社,2005.
当我们在读拉图尔(Latour)的《科学在行动》的时候,拉图尔所使用的网络概念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s Analysis)学者们所使用的网络概念是相同的么?因此,我写的这篇文章亦可称为《何谓网络?关于ANT与SNA的讨论》。
我在查阅了国内论文后,发现二者的对话仅有一篇今年刊印的一页文章(李晓冉,2018),国内对拉图尔的大量讨论仍聚焦于ANT(Actor-Networks Theor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方面(郭荣茂,2014;刘文旋,2017;郭俊立,2018),学界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但过多的形而上讨论,是否也忽视了拉图尔在经验层面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拉图尔的网络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并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即网络概念在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使用是一致的么?如果不是,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异?我将主要借助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维泽克教授(Vicsek etc. ,2016)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图里尼教授(Venturini etc. ,2018)的论文展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即ANT与SNA的概述、ANT与SNA的整合,及ANT与SNA的未来展望。我认为,ANT与SNA的对话有助于彼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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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奇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些“社会的暗面”,这篇文章主要基于澳洲新威尔士大学(UNSW)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的Alison Ritter教授的综述(2006)展开,文中会穿插一些Ritter之后的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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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兴趣点在社会分层与政治社会学,所以当我看贝克(Beck)的《个体化》理论时,我其实会更关注这个理论与经验如何关联。如下的两个问题贯穿了我思考的始终,我将尽力在本文予以一定的回应。
第一,当贝克说阶级已死(Zombie Category)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阶级”这一概念,“阶级”概念真的死了么,阶级分析学者(如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等)如何看待,贝克又如何回应?
第二,如果诚如贝克所讲,贝克的个体化路径是基于德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会复制欧洲经验么?还是说中国的个体化是不同的,不同又体现在哪里?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如何重新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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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很羡慕严飞老师和刘思达老师,他们分别写过《学问的冒险》和《芝加哥方庭往事》,在学问的冒险里走了出来,是学术圈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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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母8月25日下午来到珠海,26日在澳门自由行,27日在广州同父亲的研究生同学见了一面,28日跟团旅游了香港,29日送父母离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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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去南京,已经有三次了。
第一次去南京是去岁九月,拖着疲倦的身心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面试;第二次是今年一月,我同室友竺晋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习大数据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第三次是今年七月,我同吴肃然老师及室友郭育松,在南京大学听今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
这三次的心情各不相同,值得玩味,也正是我这半年来心路的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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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达. 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M].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刘思达这本书改编自其2007年的博士论文,其后记《方庭的窗口》很有启发性:(1)每周阅读一千页,6天学校,1天自己,培养学术品味;(2)英语是门槛,要跨过;(3)尽早确立研究兴趣;(4)忍耐(perseverance)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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