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常感觉理论好像和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做研究，理论是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但近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不同在于：（1）第一，社会学理论是为了经验研究的，如果这些理论不能用于经验研究，我觉得这个理论就玄学，就不是社会学的。（2）第二，社会学理论一定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发展，也就是能够做理论对话的。
当我们谈社会理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玄学，所以我上周末和龙哥一起看Weber，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回去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是我和龙哥学科背景不一样，我本科是社会学的，龙哥本科是博雅的，所以我们在看理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分歧可能也在于一篇论文已经指出来的，这篇论文来源于孙宇凡的推介，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裨益。
Cockerham W C.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M]//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127-154.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并在这一论述中强调布迪厄在这一议题上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布迪厄从未出版过健康或医疗社会学的书，但他的很多想法，特别是惯习（habitus）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如社会、文化）在健康及相关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模型。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其承认结构在形塑并决定人类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角色。在健康社会学及更普遍的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衰落、行动者取向理论盛行了几十年后，这一方法转回了有结构意识的方法。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东方出版社，2005.
当我们在读拉图尔（Latour）的《科学在行动》的时候，拉图尔所使用的网络概念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s Analysis）学者们所使用的网络概念是相同的么？因此，我写的这篇文章亦可称为《何谓网络？关于ANT与SNA的讨论》。
我在查阅了国内论文后，发现二者的对话仅有一篇今年刊印的一页文章（李晓冉，2018），国内对拉图尔的大量讨论仍聚焦于ANT（Actor-Networks Theor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方面（郭荣茂，2014；刘文旋，2017；郭俊立，2018），学界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但过多的形而上讨论，是否也忽视了拉图尔在经验层面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拉图尔的网络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并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即网络概念在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使用是一致的么？如果不是，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异？我将主要借助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维泽克教授（Vicsek etc. ，2016）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图里尼教授（Venturini etc. ，2018）的论文展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即ANT与SNA的概述、ANT与SNA的整合，及ANT与SNA的未来展望。我认为，ANT与SNA的对话有助于彼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好奇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些“社会的暗面”，这篇文章主要基于澳洲新威尔士大学（UNSW）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的Alison Ritter教授的综述(2006)展开，文中会穿插一些Ritter之后的相关论文。
我的兴趣点在社会分层与政治社会学，所以当我看贝克（Beck）的《个体化》理论时，我其实会更关注这个理论与经验如何关联。如下的两个问题贯穿了我思考的始终，我将尽力在本文予以一定的回应。
第一，当贝克说阶级已死（Zombie Category）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阶级”这一概念，“阶级”概念真的死了么，阶级分析学者（如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等）如何看待，贝克又如何回应？
第二，如果诚如贝克所讲，贝克的个体化路径是基于德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会复制欧洲经验么？还是说中国的个体化是不同的，不同又体现在哪里？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如何重新整合？
本书的中文翻译缺少了6节原文，但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是完整的。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邓津.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我有时很羡慕严飞老师和刘思达老师，他们分别写过《学问的冒险》和《芝加哥方庭往事》，在学问的冒险里走了出来，是学术圈的佼佼者。
我和父母8月25日下午来到珠海，26日在澳门自由行，27日在广州同父亲的研究生同学见了一面，28日跟团旅游了香港，29日送父母离开广州。
秦晖.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M]. 群言出版社,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