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在中国做田野调查

本书的中文翻译缺少了6节原文，但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是完整的。

一、本书架构

二、中国田野调查的历史

（一）1910——1949：传教士的社会调查

“一个了解一幢建筑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好办法时，掀掉它的屋顶，但前提是不惊扰里面的住户……可以模仿中国人用湿手指去沾窗户纸……经由这个小孔至少能看到一些屋内的情况。（Arthur H. Smith，1899）”

这一时期的主要田野调查者是传教士，他们希冀通过“科学性的”社会调查研究来推动社会改革，达成中国基督教化的愿望。此时期中国人则主要聚集在社区研究方面，如费孝通、许烺光、杨懋春等。

（二）1949——1979：香港的移民调查

1960年代早期，少量大陆移民来到香港，1970年代中期，大量大陆移民来到香港，这两拨移民为西方学者提供了中国大陆的替代田野调查基地。

（三）1979——1990：调查的松动与控制

1980年代，邓小平上台后，西方人可以来中国大陆做有限的田野调查，由于受政府控制，这一时期的调查呈现出随机性与偶然性。

（四）1990——2006：后毛泽东时代的调查

“人类学的发展，要求有一套方法去邀请‘发现意外珍奇之能力’的加入，他因此钟情于这样的项目设计：项目设计本身能够创造足够的机会，以便于意外的发生。（Pieke，2000）”

应当讲，这一时期的转向不仅仅是中国大陆政治环境的转向，也是国际定性研究方法的转向。在格尔茨之后，西方定性研究开始了转向与反思，通过公开田野笔记，反思田野经历如何形塑了呈现的论文。除了这种反思性，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西方田野调查也呈现了如下三个特点：
1、政治控制：无法确定的边界，政治控制放松，但没有规定哪些是底线，所以在执行中存在一定弹性，也使得研究者自我审查。
2、访问权：政府的不再接待，过去学者是受政府接待，如今官方对学者的帮助有限，需要学者自谋合作对象。
3、与大陆学者合作，西方学者依赖华人学者的翻译与转译。

三、量化研究的数据收集

（一）量化研究的数据收集方式

1、研究员发起

“能够提供研究者设计的问题相关的、高质量的数据……难以用在分析跨区域的变化，及它们沿着时间的变化。（P57）”
“数据搜集过程中，中国的单位参与到什么程度？……研究项目的分析阶段，中方参与到什么程度？（P65）”

2、国家统计局（NBS）：宏观数据公开、微观数据难获得

（1）概述

“可以用来分析地区差距，及这种差距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用于研究其他问题……然而它有用的程度依赖于：国家统计局搜集到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数据是以何种方式搜集的；能否得到以便用于研究，如何可以得到。（P57）”
“建议直接跟负责数据产品的调查队建立联系，而不要通过NBS国际合作司联系。（P67）”

（2）问题
NBS的调查分为城市数据与农村数据，二者不可直接比较；NBS抽样程序随时间变化；样本有局限，缺少农村移民；现有问卷或遗漏关键问题

3、基于NBS样本的抽样调查：（1）与（2）的结合

问题：非追踪调查

（二）量化研究的数据收集问题：局外人

“统一的标准掩盖了‘局内人’的差异和视角，使他们屈从于‘局外人’的视角。（P126）”

四、质性研究的研究特点

（一）研究设计的完善性

“我们把研究设计看成是一个在行进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且强调的是发现，而不是证实（Gerring，2001；Glaser，1967）”

（二）研究目标的偏移性

欧博文的研究由村庄选举至村庄抗议。

（三）研究对象的主导性：复杂现实需要研究者给予研究对象话语权，修正自己的研究。

“问题被错误地概念化了，或者我提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困境，或者我真的错过了一个的确存在的困境。（P32）”
“我们开始时持有的理论和概念（促成了最初的，有错误的问题，也几乎阻碍了更加恰当的问题的产生）需要被精炼……这通常是因为那些理论和概念来自于对西方政治现实的理解（所以不能直接应用于中国）（P34）。”

（四）研究理论的演化性

理论与证据纠缠、反复迭代，理论化过程要紧密围绕经验材料，要努力将理论与地方性现实相连

“在一开始，这种研究就既是归纳又是演绎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既想出谜题，又同时解答谜题……一旦搜集到所有资料，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选定利用哪一个概念或理论来研究。（P26）”
“解释性研究总是循环式的，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P30）”

（五）研究过程的浸入性（soaking and poking）：访谈与文献的互证

“在我看来，细致彻底、开放且无限制的访谈，是定位研究主题的最好方式……访谈能够搜集到这么多信息么？访谈的确有其局限。访谈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有好几次，卓越的二手资料来源，帮助我和李连江查询到了我们打算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同时，引导我们修改了对我们的研究内容的理解。(P28-29)”

（六）田野调查的政治性

1、田野中的政治：官方与非官方术语的切换

（1）村民的抵抗：“海报标题使用的称呼术语是‘父老乡亲’……可以起到建立共同社区的作用，这就明显没有包括乡镇的上层领导在内……在正文中，村民通常使用群众这个术语称呼自己……强调了官方当局对村民持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海报签名的是‘xxx村全体村民’，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因为事件的核心是跟法律相关的：村民认为官方当局违反了耕地保护法。（P48）”（这一点在应星《大河移民》也有体现）
（2）政府的甩锅：党与政府通过官方与非官方术语的来回切换，将不符合党行为的人剔除关系。（事实上，这一点同应星在《大河移民》提及的，地区政府力求将问题下压到区乡级，将问题甩锅给下级，也由此保持了上级的超然中立地位。）

2、研究者自身的政治：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立场

（1）实证主义：“要尽可能少的，因为外国人的出现而受到打扰，并在此环境下审视语言自身。（P50）”
（2）建构主义：“中国女婿……理所当然地影响了我的自我认知。（P137）……现场中立性不是一个容易保持的立场。我要说，长春从一开始就很难保持中立立场。（P141）……我们能看到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谁。（P150）”

五、质性研究的数据收集

（一）田野前的准备：事前阅读及地方图书馆

1、事前阅读的目的

熟悉术语，扩大问题的广度，增加问题的深度；就问题而言，成为内部人士。

2、文字资料的类型

3、文献与访谈的关系：曲折反复的迭代

“在我看来，细致彻底、开放且无限制的访谈，是定位研究主题的最好方式……访谈能够搜集到这么多信息么？访谈的确有其局限。访谈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有好几次，卓越的二手资料来源，帮助我和李连江查询到了我们打算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同时，引导我们修改了对我们的研究内容的理解。(P28-29)”
“我从新闻、期刊或图书中发现潜在的信息提供者，然后采访他们，向他们索取更多的文字资料，然后带着我从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再回来找他们，继续去拜访那些在访谈和文字资料中发现的其他信息提供者。（P121）”

（二）如何进入田野

1、街头式局外尬聊/非参与观察（实证或建构范式）：

“我通常会先问对方：‘我可以和你谈谈么？’或者：‘对不起，你现在有时间和我聊几句么？’然后我会解释我的兴趣所在，把我的名片给对方，让对方知道我是学者。（P87）……对于那些在政府机关……或者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受访者……互换名片是通常的做法。（P88）”

2、介绍式局外进入/半参与观察（实证或建构范式）：

（1）方式：政府机构的介绍信/协助；国际机构驻当地办事处：世界银行；学术机构：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学者间私人关系
（2）问题：干部语言或替代百姓语言，影响使用百姓语言的被访者的回应，以至得到错误、偏差的结论。正因为官话蕴含了政治性的构建，需要研究者兼顾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

“他把百姓语言翻译成了干部语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作为外国访问者，如果在一群干部的陪同下外部考察当地情况，就标明了我们的访谈时官方的、正式的，此种情况下，干部语言就是挣钱的语言码体系了。（P44）”
“正确理解所与社会阶层的社会情绪，特别是底层的社会情绪（曹锦清，2000：578）”

3、顾问式局内进入/全参与观察（建构或参与范式）：

（1）优势：收集内部材料；收集政策制定过程材料；实现社会科学实验及促进民主进程，即布洛维公共社会学的实践取向。
（2）问题：官方话语下的样本偏差（结合私人调查）；要平衡变革实践目的与地方自主权；要平衡实践与学术
（3）案例：民主理论与顾问实践的交织反复

“现场咨询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质疑他们自己的假设和想法……结果可以被用来检测和调整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改进现有的制度设计和民主化策略。（P96）”

何包钢即通过实践，发现学界理论的问题：
A 学界希冀通过制度上渐进改革现实，即基于民主制度的自我强化作用，但这是不成功的，因为党的领导地位限制了效果。“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必须……一方是自我强化的民主力量，一方是反民主的习惯性机制。（P99）”
B 学界希冀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社会的推动者，但事实上波兰团结工会是不可能的，同时非政府组织不一定尊重地方自主权而被受援国排斥，中国更多是半公民社会。（此处也可以援引我在LCI毕设中非洲赞比亚社会情况）
C 学界认为经济发展不一定会促进民主，但何包钢通过实践认为民主必须以利益结构为基础而内部产生，经济发展仍是重要条件。

（三）田野访谈过程及技巧

1、建立联系：伪装目的、要套关系、有同情心

（1）伪装目的：

“我想了解中国的正面经验……我的研究目的，对那些要批准我项目的中国官员来说，必须看起来是无害的，甚至是奉承的。（P84）”“在民主化过程中应该强调党的领导，使地方领导感到安全……特别留意使用官方语言。（P105）”（但有必要告知翻译助理所研究的目的，依据目的调整翻译方式）

（2）要套关系

“通常在谈话伊始我会先谈谈我们共同的朋友，或联系人……吹点小风。（P87）”“以性别、祖先、阶级、职业等为基础的社会共同性是最有效的人际关系通道，我们可以据此建立融洽关系，把自己变成‘内部人’，并最终获得我们在民族志田野调查中不断搜寻的内部人对自己事物的理解。（P140-141）”“不仅仅给予地方官员必要和适度赞美，还需要私下通过非正式渠道给官员们提出建设性和友好的批评，以非正式的方式解决棘手问题。（P105）”“通过开始阶段的补偿来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平衡局面。（P148）”“见时机成熟，我邀请她们去吃晚饭。（P130）”

（3）有同情心

“不管你的受访者是谁，你能否展现出适当的同情心是问题的关键所在。（P88）”

2、深入理解：局内视角、循循善诱、录音文字

（1）局内视角（破除局内与局外的二元对立）

“我走向离展板比较近的几个年轻女性，与他们攀谈起来……很长时间我都觉得比较尴尬……事后我明白我的问题完全是‘局外人’的问题，‘局内人’没有兴趣，也无从回答。（P129）”“局外人的问题或假设只有变成了局内人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获得有效的信息……研究者最好暂时放下自的局外假设，去发现和理解他们的知识和策略。（P133）”

（2）循循善诱（卖傻装萌）/对话型访谈（Dialogue-type interviews）

“我会突然间改变自己的姿态，让自己看起来无知、幼稚和迟钝……知道事情中最小的细节和牵涉到的所有的数字都在我面前清晰地展现……大智若愚（P86）” “访谈成为一个逐渐澄清事实的过程，其中伴随着打岔、重述、协商合作，也就不是访谈对象自己的一场长篇独白，同样也不会是一系列的问题与回答了……这种对话型访谈传达出来的是一些故事，但是访谈对象会忽略那些故事的讲述方式。（P51）”

（3）语言抽样型访谈（language sampling interviews）：录音转文字

3、提炼理论：多个被访者拼出完整图景

“我只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访谈，留意其中一些细小的信息……然后通过更进一步的交谈慢慢充实整个事件的细节部分，这样拼出整个图景。（P89）”
“具体做法不过就是踮起脚尖一点点地接近关键信息，用恰当的问题做勺子去舀水，一勺一勺地舀，一勺一勺地尝试水温。（P90）”
“为了补充那些来自内地的核心受访人群的观点，我采访了一些广东人和香港人，一些贫穷的民工，还有一些比核心受访人群年轻或年长的人。（P146）”

（四）田野后的迭代

“在我看来，细致彻底、开放且无限制的访谈，是定位研究主题的最好方式……访谈能够搜集到这么多信息么？访谈的确有其局限。访谈永远都是不完全的……有好几次，卓越的二手资料来源，帮助我和李连江查询到了我们打算使用的理论与概念，同时，引导我们修改了对我们的研究内容的理解。(P28-29)”
“我从新闻、期刊或图书中发现潜在的信息提供者，然后采访他们，向他们索取更多的文字资料，然后带着我从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再回来找他们，继续去拜访那些在访谈和文字资料中发现的其他信息提供者。（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