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阶级概念死了么？

我的兴趣点在社会分层与政治社会学，所以当我看贝克（Beck）的《个体化》理论时，我其实会更关注这个理论与经验如何关联。如下的两个问题贯穿了我思考的始终，我将尽力在本文予以一定的回应。
第一，当贝克说阶级已死（Zombie Category）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阶级”这一概念，“阶级”概念真的死了么，阶级分析学者（如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等）如何看待，贝克又如何回应？
第二，如果诚如贝克所讲，贝克的个体化路径是基于德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会复制欧洲经验么？还是说中国的个体化是不同的，不同又体现在哪里？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如何重新整合？

一、个体化理论的概述

（一）第二现代性：风险社会与个体化

应当讲，风险社会与个体化是贝克庞大理论的任督二脉，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有必要在陈述个体化理论前，对风险社会做简要介绍，这一介绍的目的是将个体化理论置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背景下。
在贝克的理论中，现代化进程因其自身不断累积的负效应，削弱了工业技术社会的基础，并根本性的由第一现代性阶段进入了一个第二现代性阶段。这一新的阶段有两个主要特征，即风险分配逻辑与个体化：
（1）作为技术发展负效应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逻辑”已经由财富变迁至风险。即第一现代性下的工业社会，主轴是财富的社会生产与分配，这一主轴伴随着诞生于科技发展的风险分配，这一时期的财富与风险分配是同一进程中的，并引发了两个敌对阵营，即劳工与资本之间的阶级间对立；但随着现代性的发展、生产的扩张，这一进程被翻转了，福利社会的日渐富裕、危险与威胁的大规模爆发，将财富分配逻辑附属于风险分配逻辑，首要矛盾不再是阶级对立而演变为关联着全球风险的个人位置。“归结为一个公式：贫穷是分层的，雾霾是民主的。（Beck，1992：36）”（2）作为福利国家的产物，社会不平等被“个体化”了，随之而来的是如阶级等大型团体概念的消亡（Dawson，2012）。

（二）个体化的含义、动力与影响

正是在第二现代性的背景下，贝克提出了个体化理论。应当讲，欧陆学者对个体化的探讨很多，但鲍曼（Bauman）、吉登斯（Giddens）与贝克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三个学者，奠定了个体化理论的基础。道森（Dawson）简要归纳了目前欧陆学界的个体化理论为如下三个要点，初步回答了什么是个体化？个体化的动力？个体化的影响？
（1）首先，个体化的含义即身份从“被给予”转向了“被强制”，一方面个体脱离了传统的规矩，另一方面个体也被强制去承担责任，亦即身份呈现了自反性特点；（2）其次，个体化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化个体化的第二现代性进程；（3）最后，个体化的影响，不仅仅是个人取向的，也包含着社会组织形式，一种基于个人的社会再生产，导向了社会与政治问题的私人化或亚政治化（Dawson，2012）。于此，可以结合贝克的理论作进一步的具体介绍。

1、个体化的含义

对于贝克而言，个体化进程的核心即“脱嵌（disembeding）”与“再嵌（re-embeding）”的双重进程。
（1）脱嵌：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意味着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参照图示和角色模式的崩溃。（贝克，2011：2）”“命定人（predefined）形象的终结，人成了种种可能性之中的一种选择，也即选择人（homo optionis）（贝克，2011：6）”；（2）再嵌：另一方面，“个体化……指的是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现代主体行使其选择权的空间绝不是一个非社会领域，贯穿现代社会的制度之稠密已是众所周知。（贝克，2011：3）”“正是在现代性的官僚和制度丛林中，人们的生活被牢牢限定在一些列引导和规范的网络中。关键区别在于，现代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引导力量事实上上强迫人们进行自我组织化与自我主体化。（贝克，2011：28）”规则实际上决定了与自我有关的生活方式，且“只有通过代际比较，我们才能明白加在个体身上的要求增长得有多快（贝克，2011：5）”
我们在自身生命经验中可以更好地感受这种变迁，我去年保研来中大，也可以保研去其他学校，我们确实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但这种选择其实还是依赖于保研制度及固定有数的选择对象。正是在这一充满矛盾的进程中，个体化呈现了贝克所讲的再制度化的、充满风险的、充满活力与积极叙述方式的、自我责任的、全球化的、试验性的、自反性的等等特征。

2、个体化的动力

在贝克的视角下，个体化进程的具体机制有三点：（1）劳动力市场及社会分化，一方面削弱了个体与社区、宗族的纽带，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个体嵌入流动性与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强迫个体“为自己的人生做主。”（2）福利国家的扩张， “以福利国家为支撑的劳动力市场，其动力机制已经在资本主义内部瓦解了社会阶级。（贝克，2011：238）” 即工业社会的制度与福利国家规章自身一方面推动了个体追求个人生活、身份认同、社会网络、责任与信念，一方面其实也将个体再嵌入了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框架；（3）教育系统扩张，帮助个体具备了自反性的知识。

3、个体化的影响

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一“脱嵌与再嵌”的个体化进程中，彻底摧毁了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与集体概念（如身份认同、生活位置、社会不平等等），深刻地影响了当今社会，其中亚政治的兴起与传统社会学概念的僵化尤为重要。

（1）亚政治的兴起：法团主义转向个体参与

在贝克的论述中，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越来越碎片化，通过以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政治行为的个体化及传统大型组织在整合与聚集大众力量上的式微。社会组织结构的碎片化削弱了有目的的动员和引导的政治社会潜能。通过冲突实现整合在此崩溃了。（贝克，2011：34）”“这些使个体精疲力竭的主题扩散到了生活中绝大多数领域。它们也许属于小问题如家务分配，但却同样包括涉及生死的大问题，如产前诊断到重病护理……那些曾经属于上帝的东西如今转变成种种问题和抉择，体现于私人生活的行为中。（贝克，2011：9）”
事实上，这一变迁在后法团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也有大量探讨，且并不局限于欧洲社会。随着6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美国民间社会的志愿活动和社会联系方式也发生了从“成员参与”到“专家倡导”的转向，新的民间组织化形式嵌入了政府与社会之间，嵌入领袖与其支持者之间。60年代的社会运动，促使人们不再参与服务社团，而是以直接自由选择、参与运动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Skocpol，1999）。

（2）传统概念的僵化：家庭、阶级与国家

正是基于当代社会种种变迁，贝克认为传统社会学分析框架需要改造。“社会再不能简单地通过社会阶级的镜子观察，镜子被彻底打碎了，我们已经来到了破碎的个体化里。（Beck and Willms 2004：107）”包括如阶级、家庭、全职工作等，都已经成为了“僵化概念”，其中阶级概念的僵化尤为突出。
一方面，这是因为原有的阶级所依赖的分析基础倒塌了。在传统概念中，如阶级依赖于家庭，而家庭在自反性现代性下经历了深刻变革，离婚、再婚、同居、同性婚姻等等，什么是家庭已经很难被界定。“如果你不能定义什么是家庭，作为阶级分析的基本单位，阶级也很难界定了（Beck and Willms，2004：20）。”同时，由于阶级概念深深地依赖于根植国家的本体论认识，诚如布尔迪厄（Bourdieu）重新界定了阶级在社会空间中不同形式的分布：资本及其可交换性，这一界定仍然是依赖于国家框架的（Beck and Willms，2004：105）。贝克指出，当今社会不同阶级的个体都已经可以跨国流动，全球化导致了世界性/四海为家的生活，国家概念已经无法描述当下了（Atkinson，2007a）。
另一方面，风险概念的引入也冲击了阶级概念。虽然西方社会仍然存在稳定的收入不平等，仍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已经是“阶级消亡的资本主义”，收入不平等不再关联着阶级概念。当我们思考不平等是否分布在个体化社会结构里？贝克回答“是”，“在自我文化里，（贫富）这一标准变得异常模糊。例如，有些人可能拥有非常多的奢侈品，以此来显示他们成功的职业生涯，但同时他们也可能是穷人……瞬时的贫困与瞬时的抚育相互交替，人们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中再难以弄清自己哪个阶段是富裕，哪个阶段是贫困。（贝克，2011：57）”在自反性现代性下，我们不能简单将不平等与贫穷视为分布在某些传统的集体内，而是分布在每一个“个体工作生命的某些阶段”，分布在每一个贫人与富人、老板与工人间。因此，我们再不能僵化地认为存在稳定的阶级结构。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一切都是流动的了。

二、个体化的理论争锋：阶级概念是否远去？

个体化理论一经提出，在学界产生了很多争论。道森在总结了既往学界对个体化理论的评判后，将其分为了三种立场，即（1）基于定量研究的，认为个体化理论缺乏独创性的现代主义者 ；（2）基于定性研究的，关注个体化的集体属性及个体化带来的不平等现象的互动论学者 ；（3）基于实践经验的，关注个体化政治（新自由）属性，尤其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对话型学者 （Dawson，2012）。
于此，我首先选取了道森归纳为互动论学者的阿特金森（Atkinson）与贝克在《英国社会学刊》上的两篇讨论 ，这一讨论的焦点在于阶级概念有没有用？其次，我选取了卡隆（Curran）与贝克的两篇讨论，这一讨论的焦点在于风险与阶级概念的发展；最后，当西方社会的概念回到中国社会，阎云翔给出了个体化的本土化路径解释。

（一）阿特金森的批判：阶级依旧生龙活虎

1、个体化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1）个体化的含义是什么：脱还是不脱？

阿特金森认为，贝克在个体化最核心的部分，时而讲“再嵌入”紧随“脱嵌”，时而又讲“脱嵌”之后没有“再嵌入”，这是令人弊病的。
如果“再嵌入”意味着个体将重新嵌入新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新的“制度化与标准化”的整合与控制模式，则强调了“制度化个人化”；如果“脱嵌”是永久性的，则将贝克与鲍曼的观点连接在一起，阐述了流动现代性下的个体化。而这是无疑两种不同的且矛盾的理解路径（Atkinson，2007a），道森在归纳了学界的批评后，也做了鲍曼与贝克的区分，认为个体化理论本身存在两种立场，（1）一种是脱嵌性个体化，即个体被不断赋权而得以超越既往的社会限制，在这一立场下，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基础都死亡了；（2）另一种是嵌入性个体化，即晚期现代性社会的私有化或附属化，分层模型在这一分析中没有消失，代之的是结构性或位置性（Situate）的个体化。在道森的归纳中，贝克更偏于脱嵌性个体化（Dawson，2012）。但无疑，概念界定上的不清，削弱了贝克个体化的说服力。

（2）阶级的定义是什么：是否过于被动了？

阿特金森在讨论了贝克“个体化”的定义后，进一步讨论了贝克对“阶级”的定义，时常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表现在时而支持马克思与韦伯，时而反对马克思与韦伯。但其实相对而言，我认为这一部分由于贝克个体化理论已经发展二十余年，概念的界定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含义，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此不作过多赘述。
我比较认同阿特金森提及的，贝克有时夸大了传统与当下的二元对立，诚如马歇尔（Marshall）认为由贝克提出的团结性与同质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其实只是一种“二元历史论”的建构物，贝克有时过于将工人阶级想象成了一个受地方主义、工具主义与利己主义影响的稻草人。正是因此，阿特金森批评贝克过于忽视了阶级的主观能动性（Atkinson，2007a）。

（3）个体化与阶级概念：阶级在多大程度失效了？

阿特金森指出，贝克承认即便在风险社会中“仍然遵循着一些规则，即越有钱，风险越低。”但是不是在风险之外不存在依托于阶级的分布了？是不是任何运转在社会-经济条件下的风险都不可以基于阶级来解释？当贝克回答这些问题时，态度开始暧昧。
一方面，尽管贝克强调社会不平等的分析已经从阶级范式转移至个体生命范式，他仍承认“我们社会中的集体的不平等关系其实没多大改变”，及“阶级的差异在个体化进程中没有完全废黜……（只是）相对于新浮现的个体生命历程而被削弱了。”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个体化带来的变化，目前“相对于行为与社会条件，更多地是人们的观念与学术论文中。”（Atkinson，2007a）
正是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削弱了贝克将个体化认为的不仅仅是主观现实，也是第二现代社会结构性现象观察的主张。

2、阶级分析的概念化问题：贝克立了错误的靶子

（1）阶级分析的基本单位：家庭还在讨论么？

前文已有提及，贝克抨击阶级分析的基本单位已经发生改变，建基于此的阶级分析自然已经失效。
但阿特金森回应道，这一争论事实上回到了戈德索普（Goldthorpe）与其他学者的争论。传统的阶级分析诚如贝克认为的，依赖于基于工作与市场位置的家里主要挣钱者的家庭，这当然将其他家庭成员简单归纳成了一种阶级，但这种分析模式因为妇女走向市场而早已被学界反对，现在的阶级分析是基于个人而非家庭的，而这削弱了贝克的批判力。贝克注意到了这一阶级分析的发展，但他认为“将妇女带入阶级分析注定失败”，因为“这相当于劈开了社会结构”，而“永远不能再拼凑回单一图景”，这一反驳毫无意义，似乎假定了两种（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女人的）完全不可比较的阶级结构，阿特金森对此嗤之以鼻，认为阶级分析完全可以存在一种同时囊括两性的阶级结构（Atkinson，2007a）。
除了戈德索普的这场讨论外，阶级的分析单位也早已不是个人，怀特（Wright）很早就个人的收入测量来分析阶级，Bourdieu也的阶级建构也是基于所拥有经济与文化资本的个体群所处的社会空间，无论男女都是基于一种资本论的视角。

（2）阶级分析的基本视角：国家真的落伍么？

贝克抨击阶级分析的另一点，认为阶级分析基于落伍了的国家视角，在阿特金森看来这无疑也是错误的，如布尔迪厄实际上是基于社会空间、文化资本与符号资本。而即便确实如贝克认为的基于国家视角，我们在如信息流动、移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等等跨国问题上，仍然不能排除国家概念的影响。对于贝克认为个体化使个体生命方式从“国家”走向了“世界主义”生命方式，阶级分析在这一点上失去了作用的批评，阿特金森认为有两个问题：
第一，多少人可以这样跨国的生活，全球精英与经济移民能不能代表被Beck遗弃在理论外的那些？是不是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他们固定国家的分层系统内？诚如鲍曼援引的，98%的人终其一生未能定居在另一国家，即便是英国，50%的英国人也没离开过其出生5公里范围；第二，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些可以生活在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精英，而放弃阶级分析框架？我们为何不能研究一个国家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在另一个国家却成了底层的个人生命体验？阶级分析是像贝克说的那样“没有区分性”了么？（Atkinson，2007a）

3、个体化的动力问题：阶级的消亡还是再造？

阿特金森认为，贝克对个体化机制的两个讨论，一是教育，二是消费（福利国家），都忽视了阶级结构的不平等影响。
（1）第一，虽然战后教育系统的扩张使个体具备了知识与自反的能力，但究竟什么使个体决定上学或继续大学、个体获得教育的内容与质量、及最重要的他们吸收知识的能力与倾向？阿特金森认为贝克在这一点是沉默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符号控制的能力去赢得社会化的胜利与继承本来的阶级位置，他们可以继续非义务教育，学习更抽象的知识，以更高的概率进入名校，而最终，这又会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有更自反的能力，这是贝克所忽略的，不是所有人能够获得一样的自反性能力（Atkinson，2007a）。
（2）第二，贝克认为由于富裕的物质条件与自我满足的道德特征，促成了标准化的、超越阶级的大众消费，进而促成个体化。但实际上，贝克自己也有谈及“这一发展并不囊括所有人群……而是更好教育与更高收入人群的……穷人与欠教育者仍然捆绑在1950年代的价值体系与阶级象征上。”这一论述实际意味着这一现象只是中产阶级的新道德，其导致的消费实际上也并不像贝克在另一处阐述“大众消费”的一致性，而是存在差异的。穷人们还是传统的消费，而富裕与受教育者们则要求着自我实现的消费，这实际上引向了布尔迪厄的《区隔》：“出现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寻找身份认同、自我表达与拒斥阶级中被形塑。”（Atkinson，2007a）在这一点上，鲍曼也认为虽然普世个体化进程要求个体承担政治与身份的责任，但仅仅只有一部份人有这个能力（如金钱、资源等），不能承担责任的行动者被称为“不完全消费者”，因此鲍曼认为个体化实际上是“不均衡的自由再分配”（Dawson，2012）。
因此，当贝克声称大众消费促成了个体化与阶级差异的瓦解有待商榷，我们看到的是，自反性现代性实际上“再建立了阶级”，进一步丰富了既有阶级理论。

（二）贝克的回应：阶级的去结构化与再结构化

对于阿特金森的批评，贝克首先回应了个体化理论并不没有忽视不平等，相反：“阶级的结束不代表不平等的结束，而事实上可能开始了更激烈的不平等。”（Beck，2007）贝克指出“阶级的死亡”这一议题有两个讨论路径，“一种是广为人知的福利国家对无产者的整合，认为夷平了阶级差异与社会不平等（阿特金森等阶级社会学家暗示贝克的理论含义）；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研究范式的转移’，即贝克所实际主张的。贝克反驳道，个体化理论并不是一种绥靖理论，而是批判理论，社会不平等的跨国化如何击碎了传统国家/政党、贸易体、福利国家及国家阶级的制度框架（Beck，2007）。

1、个体化的去阶级化：阶级框架死了么？

因此，贝克重申，个体化实际上是指社会不平等规则（Grammar）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一方面是阶级的去结构化（De-Structuring of Social Classes），一方面是阶级的再结构化（Re-Structuring）（Beck，2007）。实际上贝克这一思路在更早的《个体化》中已有表达“传统生活方式的式微并不意味着阶级的终结，而是阶级从地区与特殊主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阶级历史的新篇章已经开始。（贝克，2011：41）”
阶级的去结构化，即通过福利国家的制度化、风险的内流与外流，国家内的全球化、社会阶级的民族因素考量等。这一重申正是对“什么是后阶级、世界性的激进社会不平等，及这一框架如何作社会学的理论与经验分析？”的回应。
（1）在这一部分的回应中，我们暂且略过贝克举证的经验材料，而直奔其对阿特金森理论层面的挑战。贝克认为新自由主义个体化实际上导致了一种结构性矛盾，个体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一切责任也被政府推诿给个人自行解决。贝克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缺少阶级的，个体化进程改变了阶级斗争，更确切地讲，我认为贝克在此处指代的正是指马克思所讲的“自为阶级”。贝克认为个体化将阶级文化脱离了阶级位置，进而导致了一种“缺乏阶级的个体化阶级冲突”，正是在这里，虽然贝克没有说明，但我认为贝克同阶级分析学者存在了某种共同，毋宁讲亦是对阶级概念的发展。（2）但此处贝克的回应中仍然是坚持汤普逊（Thompson）“阶级文化”独立于阶级位置的观点，认为阿特金森所驳斥的，因为阶级能影响教育获得而批判个体化理论是错误的批判，贝克认为虽然存在阶级影响教育获得的统计学论证，但我们更可以看到教育扩张确实使工人阶级子女更多的获得了知识，更多的个体获得了自反性的能力；同时，就统计学上所测量的工人阶级这一概念，其实也存在着界定上差异，阶级文化与阶级位置已经脱离，多民族、多国籍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工人阶级（Beck，2007）。事实上，此处贝克的反驳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无力的，这一点在阿特金森的进一步回应也有论述（Atkinson，2007b；Atkinson，2016）。

2、个体化的再阶级化：国家框架死了么？

贝克进一步回应阿特金森坚持认为的国家框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贝克试图阶级的再结构化，阐明世界性视角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亦是对“世界主义方法论”的回应。这一部分主要包含了如下内容：
（1）全球风险的不平等：在世界性视角下，国家原则被跨越了国家的决策负效应原则取代；（2）欧洲背景的不平等动力：国家间不可比较原则被不平等国家空间的可比较原则取代；（3）跨国的不平等：随资本与资源的跨国流动而浮现（Beck，2007）。贝克认为，正是在这种全球风险的背景下，国家框架已经很难刻画真实世界，因篇幅限制此处就不再展开讨论。

（三）个体化理论的再发展

1、卡隆的再发展：风险阶级

在阿特金森与贝克的争论后，学界仍然断断续续有诸多讨论，虽然一些学者不断重申阶级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分析作用，但他们没有阐明，不断增长的被社会生产的风险如何增强了阶级概念的重要性。
卡隆则创造性的将贝克的风险概念同阶级结合在一起，卡隆认为贝克对风险无差别、灾难性的看法使其拒绝阶级概念，而其将分层与风险理论相关联，或许可以发展出对阶级的批判性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揭示关联着阶级的贫富差异增强了风险社会中个体生命的可选择机会。随着不幸（bads）生产与分配的增长，阶级不平等也通过财富对风险的调节效应而显著增长（Curran，2013；Curran，2018）。
贝克回应了“风险阶级”这一概念，其依据（1）相对稳定的再生产、（2）相对波动的阶级变迁、（3）不考虑风险的分配逻辑、（4）考虑风险的分配逻辑，依据这四种要素类型化了学界对阶级的讨论。贝克赞赏了卡隆的想法，即不幸的分布不仅受阶级影响，也受性别、种族等影响；但贝克认为卡隆仅仅重视了个体性的风险，忽视了系统性风险（如政府、科学、大众传媒、法律、移动资本与社会运动等关联的风险），卡隆并没有真的整合个体风险与系统风险，而这并不能真的把握冲突的社会、风险的政治逻辑与阶级冲突。因此，贝克仍然坚持在风险社会中，“阶级”这一概念实在太过柔软以至于不能刻画真实世界了（Beck，2013）。

2、阎云翔的再发展：个体化的中国逻辑

上文讨论的都是基于欧洲语境下的个体化研究，阎云翔则将贝克的个体化理论腾挪在中国大陆的背景下，加深了个体化理论的内涵。阎云翔将中国大陆的个体化进程概述为三个阶段：（1）1949之前，个体化存于知识精英中，代表如梁启超的小我与大我；（2）1949至1979，个体从传统社会脱离，党与国家取代了祖萌，这一阶段实际上是集体式的个体化进程；（3）1979至今，则呈现了社会结构的个体化，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到城市的企业自主管理，市场与国家一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阎云翔，2012）。
这一中国大陆的反馈，被贝克所接受，在其《个体化》的再版中文序言中依据资本主义形式、政治权威性质、社会整合模式三个要素，进一步提炼概括了四种理想类型：欧洲现代性、美国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及伊斯兰现代性，初步探讨了个体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路径。
正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贝克作为德国人，其关注点是绝对不同于美国、中国的，贝克经历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的两德统一，东德社会主义社会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同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不断回到文革、回到毛泽东时代一致，我们如今身处更西化的社会中，觉得当下社会是平常的，但将时间拉长却不是如此，我们经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历程，在西方社会看来仍是截然不同的社会，这必然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个体化路径。具体如（1）欧洲现代性的特征为政治自由先行（2）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是市场自由先行，而权威国家仍然限制政治自由，设置个体控制的网络。“中国个体化话语与实践中的常见主线是，为了实现民族国家的富强，或者说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个人必须承担更多责任（Yan Y，2010）。”这是根本上是不同于欧洲的“自我责任”的。

三、结语：个体化的再整合路径

对于贝克的理论，我的总体立场是暧昧的，一方面我支持贝克对于第二现代性下个体生命脱嵌与再嵌的看法，他精准的嗅到了正因为强加给个体的自我责任，“不安全感几乎遍布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贝克，2011：57）”；另一方面，我并不认同贝克对于阶级概念失效的看法，阶级概念在诸多经验研究中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概念框架，贝克对阶级概念的否定毋宁讲是对阶级概念的发展。
但无论阶级概念是否仍然坚挺，可以肯定的是，贝克、吉登斯与鲍曼等理论家所描绘的时代变迁确已发生。
在贝克的理论下，传统社会学中个体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幻觉，但这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当代社会，原有社会取向的制度同当下个人取向的生活冲突碰撞，重塑了社会科学。这即是贝克不同意涂尔干与齐美尔（Simmel）基于社会取向的通过价值整合社会的原因，集体的价值已经烟消云散了。由此，过去的民族主义（内在异质而外在统一）已经缺乏了合法性基础，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也随之崩溃。无论是古典社会学希冀的价值整合，或市场经济希冀的物质利益整合，都已经失去了作用。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当第一现代性烟消云散，第二现代性下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又将如何整合？
对于此，贝克认为必须通过“自我发明来完成”，但这条道路并不明晰，因为 “自我文化是一种自由的表达，它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刻意制造。（贝克，2011：51）”这种自我文化是“既为自己打算又为他人而活，其实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独立生活就意味着在社会中生活。（贝克，2011：186）”贝克认为，如何培育健康的、利他的自我文化正是社会科学的责任所在。而这其实也是我认为贝克与阶级分析学者的根本差异，他们的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如家庭、阶级等概念能否描述社会现象，更在于社会科学能否依据这些概念，重新整合社会？贝克的核心观点正是阶级、社团在整合社会的作用中已经死了，我们必须寻求新的概念框架，寻求新的道德伦理。对于中国的个体化社会，我赞同李猛的论断，“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对抗历史命运的自由努力中重建具有内在精神气质的伦理秩序（李猛，2010）。”
再一次回顾全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贝克与其他学者间的诸多争论，实际上也蕴含了我们即将展开讨论的科学社会学内容，“对于学术圈外的人来说，学术似乎是一个孤独的职业，但圈中人则了解，研究是极具社交性的。我们的理念，源自由疑惑、问题和偏见交织而成的社会性网络，是知识社群的填充料，并在无尽的探讨和论辩中提升（休厄尔, 2012）。”应当讲，学术的发展正是在于学者思想间的不断碰撞，而这正是我认为学术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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