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kson B H.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2(1): 217-251.
布迪厄对阶级和文化的分析是错误的，在于其忽略了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社会网络和工作中的阶级关系。他期望高地位的文化在阶级（分析）上有用，因为它与阶级相关，但工作中使用的文化其实同时包括与阶级有关的（用于统治）和与阶级无关的（用于协调）两种类型。高地位文化与阶级有关，但在竞争激烈的私营部门中被排除在外，不被使用。最广泛使用的文化资源是文化多样性，而社会网络多样性是比阶级本身更好的文化多样性来源。
Desmond就是写《扫地出门》的那个大佬，做量化的水平也不错。这篇文章2019年在AJS发表，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穷人租房会更便宜么？Desmond摇摇头，“Naive，too young, too simple.” 他提出了一个反常识的看法，穷人租房可能会更贵。起码美国是这样的。
Papachristos和Bastomski的这篇AJS的文章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啥芝加哥的犯罪社区没有集中在一片区域，而且几十年都很稳定在东一块、西一块的。传统研究往往把犯罪扩散当成是病毒传播，这样按物理空间的扩散就可以了，但事实上没这么简单。这篇文章引入了社会网络的视角，换言之，“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系兄弟就来G港砍我！”犯罪也是这样的，这种犯罪网络事实上固化了帮派社区继续做帮派社区。
从韩国到加州到爱荷华：金在温教授从远东到中西部的人生漫旅
金在温生于二战前韩国的贫瘠山区，现在（2010年），72岁的他已经成为爱荷华大学最受人尊敬的教授之一了。在金在温的一生中，他从朝鲜军队的眼鼻子底下逃跑、参与推翻了韩国的第一任总统、参加了美国1960年代的人权运动，也指导了我（Clae Goater）的学术生涯四十多年。而这些仅仅是他一生之中，几个不为人道的惊鸿片段。
曼纽尔·卡斯特. 信息论, 网络和网络社会: 理论蓝图[J]//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 跨文化的视角[M]. 社会科学文献出社, 2009, 3-50.
当我们谈起卡斯特时，作为都市社会学家的卡斯特（Castells）与作为网络社会学家的卡斯特往往是分离的，似乎卡斯特的关注转向是突兀且割裂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卡斯特在1990年代陆续出版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仍然延续着其早年作为都市社会学家的理论关注。正是由于"在面对信息时代初期新的都市背景时，“新都市社会学"已经显得过时……为了了解都市社会学在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危机，我们必须在崭新的历史时期里重新描写城市转化和都市问题。”（卡斯特，2006）与其说卡斯特是网络或信息社会学家，毋宁说他是都市社会学家。因此，基于其晚近文集《网络社会》，本文将扼要讨论都市研究思想如何贯穿了网络社会，最后，本文将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同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做简短比较，这一话题进一步引申至现代的行动者再整合问题。
欧阳静. 策略主义:桔镇运作的逻辑[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
陈家建老师评价：（1）基层组织的人情关系（喝酒吃饭）；（2）基层组织的追认规则（事后合法性，如成都机场先建后批）；（3）基层组织的领导担当（灵活复杂的环境、领导能力与担当精神）；（4）基层组织的弱势地位（如孙立平华北案例中"官员要饭"）等，都体现了基层组织不同于科层官僚的巨大张力。事实上是既混乱又秩序的复杂场域。
Elias N. Loneliness of the Dying[M]. Oxford: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1.
最近看埃利亚斯（Elias）的《临终者的孤寂》，这本书很薄，但很有趣。克利肯（Krieken）将埃利亚斯的学术生涯概括为七个阶段，但似乎在克利肯对埃利亚斯的概述中，乃及更广泛的学界对埃利亚斯的讨论中，更多提及的仍是巴黎/伦敦时期（1933-1953）1937年的《文明的进程》，而出版于比勒菲尔德时期（1978-1984）1982年《临终者的孤寂》被相对忽视了。（Van Krieken R，2005：14-39）
这并非说《文明》并不重要，《文明》一书论述了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国家乃至社会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埃利亚斯这一对既往二元对立的消解是十分重要且富有启发的；但另一方面，《孤寂》作为延续着《文明》思考的埃利亚斯的晚年作品，实际上也是埃利亚斯对晚近社会人格结构变迁的回应，同贝克、鲍曼等思想家有着相当多的潜在对话，也饱含着埃利亚斯晚年对人类未来的希冀。在这里，我将简短概述《孤寂》一书，并在个体化的时代脉络中，将埃利亚斯与贝克（Beck）作扼要地比较。
我对抑郁症者生命体验的兴趣十分偶然，主要是我的朋友Lu-Yao作为抑郁症者，近来同我的倾诉，我同情她的境遇，如朱津（Zukin）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曾谈及，"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我有义务帮助他们。"虽然媒体已有多年的去污名化努力，抑郁在中国社会仍然是相对耻感的话题，在我们的经验中似乎存在一个吊诡，即愈发广大的抑郁群体与仍然羞耻的抑郁身份。在逐渐与抑郁者的深入接触后，诚如黑塞在《荒原狼》后记中的独白："只有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在中国社会从乡土向现代的疾风骤雨式变迁中，学界也往往忽视了大时代下微弱个体的生命经验。
这是一次同学问我如何做理论对话的回答记录，我以为对其他同学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回答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自我立场的梳理。
Ingram P, Silverman B S.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In an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2(3): 755-797.
(1) Theory: There has been prior attention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ulture and structure, most prominently with regard to networks. However, the energy has mostly gone into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networks on culture.
(2) Case: Our empirical analysis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forces behind entry into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hose forces change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we ask, what makes a trader become a slave trader?
(3) Ques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depend on Culture?
A. Social Influence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B. Status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