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孔飞力.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 上海三联书店, 2012.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孔飞力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具体案子背景

孔飞力叙述了四件巫术相关的案例，政府的处理治标不治本，而民众恐慌渐渐传播。勾勒了叫魂案的发端。

第二章 盛世：流动人口背景

1780前，人口压力尚未因美洲白银输入缓解，大量人口被迫在物理空间中向外移动，社会空间中向下移动，大量流动人口产生，使中央的有效控制产生了裂缝，威胁了中央集权；正如官方对人口流动的焦虑，民间的在地居民也对流动人口恐惧，二者此时都借巫术之名而表现出来。
18世纪并非是整个世纪的盛世，而是1780后开始的25年。叫魂的妖术大恐慌正是1768年，盛世的前夕。
孔飞力虽然聚焦于叫魂案，但上下引用了百年；其对官僚制的叙述，也让我想起了周雪光对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矛盾的思考。17.9.23 23:00 于飞机

第三章 或隐或现的威胁：谋反与汉化

巫术与剃发的关联，实际使分析必须追溯至清朝立国时严肃的剃发令，而至百年后乾隆年间，种族问题实际仍然暗流涌动。
1751年的伪稿案与1752年的马朝柱谋反案是清王室忧虑的种族问题；1755年的文字狱则是清王室忧虑的汉化问题。种族与汉化是乾隆一体两面的恐惧。谋反是显性的威胁，汉化是隐性又无力抵抗的颠覆，统治种族的高贵与拉拢官僚集团的汉化，这实际也是排他性与融合性的矛盾。叫魂案为清王室这一焦虑的宣泄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第四章 罪的界定：冲击社会秩序

孔飞力在这一章中进而分析了官僚制度，信息在官僚制中存在失真，官僚的谨慎压倒了司法正义。
同时，孔飞力通过对大清律例的分析，指出叫魂案对清王室的另一个冲击，不单是出于政治谋反的考虑，而事实上存在着深层的人神关系文化，国家既承认又回避超自然力量，而将之置于世俗律法的解释中，叫魂却突破了这一解释，对社会道德产生了威胁，其与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威胁了正统的社会秩序。17.9.25 于正心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妖术的施法者

孔飞力在本章中叙述了中国人的灵魂观，魂魄的二重性，及由此灵魂观衍生的攻击防御法术。中国人生活在超自然的生活观里。
民间信仰的发达与大量流动人口，促成了大量非官方的不受管制的僧道与乞丐。对于清王室而言，这些僧道乞丐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也威胁着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民间对僧道乞丐的态度则有些差异，士绅认为僧道乞丐都是懒惰之人，普通人对僧道恐惧则是因为对法术的死亡恐惧与对外来的陌生恐惧（外来恐惧联想到费孝通熟人社会），对乞丐的恐惧则是对等同于妖术的污染恐惧与对礼仪被破坏的恐惧。总之，僧道乞丐这些流动的对象，是整个清社会恐惧与排斥的对象。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官僚系统与皇帝的角力

清朝的官僚系统，依赖吏部个人档案与皇帝个人纽带两个方式维系，通讯系统也有由此分为了常规系统与特殊系统，特殊系统即与皇帝的朱批奏折，孔飞力认为朱批是理解叫魂案的关键。
在官僚系统与皇帝的角力间，剪辫也渐渐从妖术升级为谋反。

第七章 妖首的踪迹：叫魂案过程1

由南至北，由东向西，叫魂恐慌反而似乎是官僚机构的推波助澜，官方在民间的彻查影响了民间判断。
第六章与第七章是清剿过程，也是稽查荒谬的官僚体系与皇帝的互动过程。

第八章 终结：叫魂案过程2

官僚制度的自我润饰，最终呈现给皇帝虚假的真实。第八章叙述了叫魂案渐渐息落，皇帝与官僚妥协，一方面严惩消极怠慢的官僚，一方面也弹劾积极兰刑的官僚。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本章非常精彩，孔飞力于本章发展了Weber的常规化与合理化理论，拓宽叙述常规权力（常规化合理化）与专制权力的关系。
一方面，君主渐渐发现自身成为了官僚制的一个齿轮，君主开始努力在遵守规则与破坏规则中寻找平衡，寻求跳脱官僚制对其自身的影响。
另一方面，清朝的行政与监察机制已经十分融合，成为了官僚机制自己监督自己。在常规考评中，官僚制促成了无为的美德，也促成了人情庇护制的形成。常规控制无法扫除这些弊端，而需要依赖君主的专制权力，乾隆亦即是试图以个人专制权力或君权干预来弥补官僚制度的不作为。
这一干预方式一方面通过臣子与皇帝的个人关系维持，通过礼仪文书不断重申巩固臣子与君主的个人关系，有别于僵硬的官僚制；另一方面通过政治罪这一突发事件打乱常态的官僚制，严斥属下、重申规范与强化个人关系。
但同时，官僚机制本身也在抵制专制权力的入侵，如联名集体，惩罚便不再容易，如将突发事件转换为常规事件处理，慢慢卷入平淡。叫魂等事件最终成为了官僚制内部关系运作的原料，官僚君主制对事件加工，又继续巩固了官僚君主制自身的权力与地位。
孔飞力在本章实际上点出了传统中国官僚君主制内部的角力与互动，叫魂表面是群体盲从，而事实上根源着中国的制度性因素。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政府内部的上下级关系，此处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亦然，又想起了台湾政治体系或十分典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全面总结

孔飞力在本章全面总结了皇帝、群众与官僚制度对叫魂案的不同理解，而这些各不相同的理解交织成了同一事件。实际上承接了Weber的行动者考察。
皇帝的叙述前文已经清晰，此处不表。乾隆后期与文革近似，乃及与美国20世纪初近似，它为群众提供了一种虚假权力，群众可以指控或窃取他人。同时，官僚制度无法持续性的依靠少数卡里斯马人物纠正自身迟缓，这也是帝国后期的困境。17.10.14 12:59

《叫魂》译后：黄仁宇对比

孔飞力的贡献在于将中国近代史研究，由“冲击-反应”转为了内部原因研究，由上层研究转为下层研究，国家-社会互动框架等，挖掘中国内部有助于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
此外，孔飞力贯穿全书的合法性讨论，也指出了盛世合法性的短暂性。
文末将孔飞力与黄仁宇比较是十分值得思考的，二者不同在于，黄仁宇试图发现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而孔飞力试图发现，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内因，这也是孔飞力主张的普适性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