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Cities And Labour Immigration_Ch1
Alexander M. Cities and labour immigration: Comparing policy responses in Amsterdam, Paris, Rome and Tel Aviv[M]. Routledge, 2017.
对于较为文本核心的“THE HOST-STRANGER RELATIONS MODEL”概念,可以译为“主客关系”、“熟悉人﹣陌生人”关系等,但仔细考虑后,我将之译为了“本土﹣外来”关系。
因为是书所探讨的,是城市与劳工移民,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原住居民与外来移民的互动,或者可以近似理解为台湾所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一种外来的进入如石子投入水中,荡起水波。而类似翻译为陌生人,则让我想起了齐美尔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对于理解是书有些干扰,译为客也不是十分明确,所以最后译为“本土﹣外来”关系。此外,如“local policies toward migrants”翻译为地方移民政策、“domains”翻译为范围或方面、“issue areas”翻译为问题区等。于此贴出了第一章的粗略翻译内容,一些不重要的内容,在我认为不影响理解作者原意的基础上也予以了捨去。
根据我的阅读体验,前面的叙述略微空洞,建议将重点放在作者对于类型学的介绍上(也即P13的3.2)、3.3中P15后半段的研究问题、3.4.2一节等。
Preface 序
1996年作者正在准备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政治议案,“对于外国务工人员问题,我们该做什么?”作者写这部书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基于猜测特拉维夫会经历一如欧洲十年前经历的老兵移民潮一样,开始变成一个新移民城市。
这部书要比较的各国政府关于劳工问题的方式,不是政府如何回应劳工的定居,而是比较地方居民与外来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外在的表达形式的不同。
作者的目的即是继承几个理论家的路线,揭开在这种或政治或其他的回应下隐含的内容。
研究实施于2000﹣2003年间,主要是对于四个案例的经验研究。
田野调查中我更为深切的感受到席美尔局内人与局外人理论,调查路线则包含了阿姆斯特丹、罗马、马塞、巴黎和特拉维夫。
以及长长的致谢名单,对于父亲的满含爱意。
C1 Strangers at the City Gates 城市中的外来者
Francesco 对于移民管理严谨、实用主义,并确保压榨移民每一分金钱。
Zeev 移民被城市主流孤立,并形成了自己的网络,最终使城市内部存在另一个城市,社区中存在另一个社区。
1 劳工移民与当地政府回应
本书要探讨的即是在全球化时代最为快速显现的一个方面,劳工移民的迁徙与定居。
欧洲当局现在面临著爱尔兰所称之为种族多样性政策的挑战,数以百计的城市现在面临著一个显著的问题,外国移民及其子女的寄居。
包括如宗教、社会经济分歧等,政府对于这些的回应,特别是政府对外国务工、少数族裔或其他陌生人回应(通常是暗示的)态度和期盼,被作者称之为“主客关系”,这是一种掩藏在更深处的东西。
1.1 作为在我们中外来者的劳工移民
国际顾工是战后西方世界的产物,1945年到1973年间,南欧北非等大量涌入。1980年至1990年,这些早先输出劳工的国家开始引入大量非欧盟劳工,且家庭集体迁徙的进程使很多移民在异国有了第二代子女,经济的刺激,越来越远的劳工开始涌入欧盟,作者认为超过了千万,因为很多的殖民地移民、加入国籍的移民及偷渡者没有在统计范围内。
很多劳动移民的定居改变了欧洲城市,老的移民城市,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有非欧盟国移民者血统,新移民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涌入。劳动移民或许佔据城市人口少数,但因为被排斥在主流圈子外,多聚居成为城中城,成为城市问题。
劳动移民正在塑造城市社会,“客工”同居民与移民分享的回家神话相反的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人口定居在了接受国。
与战后移民不同,这些劳工移民与接受社会有著不同的长相与行为习惯。
由于这些劳工移民往往来自落后的国家地区,他们对于低薪与差的环境容忍度也较本土无产者或少数族裔更强,因此不仅在种族文化方面产生了新的多样性,也是在工作上对本土居民产生了威胁。
1.2 当地对移民的回应
聚焦城市中的劳工移民,特别是那些较为贫困的街区,同时创造出了机会与问题。
移民带来的是对于社会理解的另一个模式,而居民对于这些外来者的态度,往往“相对权力”扮演者重要角色,如果不会让本土居民感到威胁,就会产生友善的回应,相对应,如果感到了移民侵略的威胁,就会不友善,道德恐慌可能会在捍卫白种人的战斗、支持保守党,甚至採取一些暴力措施时体现。
当然移民并不会束手就擒被排挤在外,他们会採取一些措施,例如建立自己的文化、宗教或政治等构架,时间推移他们可能会被接受到本土社会。
但有时也会相反,如果被排挤时间过长,可能会在移民二代中产生多样化的抗议,在过去三十年间週期性的爆发了这种因为民族关系紧张的运动。
事实上,欧洲城市中正在显示的,就是各种多样化融合与各种排外主义的同时互动。
越来越多的城市将要面临著永远从各地涌来的移民,有趣的是,对于如何处理移民问题,政府往往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法律,同时使用传统或者创新的手段。
作者列举了各种形式的政策,只要是对于移民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就可以被认为是当地移民政策。
在当前的欧洲,西北部逐渐限制移民,而东南部整体而言缓慢一些,具体到每一个城市都有著不同的移民政策,对于这些城市的移民政策加以研究,我们将会发现各个阶段的、各不相同特殊的移民政策。
1.3移民政策的意义
移民政策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移民政策往往会引发一个隐藏在平和生活之下的问题,法国与意大利的例子即是。
对于地方事件的管理,往往是从地方政策开始,儘管地方政策可能会促进一个多元社会的形成,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偶发的暴力袭击往往会造成更为直接令人震动的影响,儘管这种偶发常常是因为其他原因,但往往方政策可能会被国家政策所取代,如英国和法国。
但是也正是因为地方政策较国家级的政策更本土化,如荷兰的Tilburg和Hague的政策就最后被国家採用。
在大多数时候,地方政策的推行是国家政策失效后的尝试,这种尝试在1980年代后日益普遍。
越过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构架,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移民政策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一个急速变迁複杂的世界里,移民者的目的往往是与城市直接关联,而国家变成了次要的角色,地方政策在全球化链条中,就连接起了当地族裔社区与他们的家乡。
地方政策的回应就变成了地方与全球力量的互动,一种可以称之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力量。国家的构架化为地方政策的大背景,在实际研究中,也会减少很多的潜在变量。
2 现有理论的割裂
儘管地方政策很重要,但是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聚焦在国家移民政策上,忽视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城市的不同移民政策。
而对于城市研究,也往往只将移民政策看作是影响移民流动的原因,而忽视其他政策影响,比如住房。此外,地方级别的比较也往往限制在有限几个城市,或者将单个城市与所谓的“最优路线”进行比较。
2.1 国际层次理论的问题
在这一领域的大多数文献集中于各个国家(有时是超国家)形态的因素对于移民政策的塑造。
Jeanette Money区分不同理论中看到了经济与政治利益的互动,以及那些特别强调文化价值(民族特质和身份),去解释为什么不同地区对于移民的回应不同。
后来的Brubaker、Weil、Hollifield等明确的将国家移民政策和“本土﹣外来”关系连接。
这些文献建立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概念上,如民族认同、国家建构、偏见、隔离和社会封闭。
民族国家如德国,排斥性的移民政策,政治文化共同体如法国,同化移民政策,多元文化国家如美国,依靠移民继续保持他们的多元文化。
不同国家不同的移民政策是由于不同类型的“本土﹣外来”关系。
往往通过出生地来分别公民的国家有著更为开放的移民政策,通过种族来分别公民的国家有著更为保守的移民政策。
但是批评著认为,这些模型总是基于一种先验性的“客观”,而不是基于实际的政策差异,过于理论性和抽象。
Hans Vermeulen通过对五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就指出,没有一个统一理论可以解释所有政策,就比如英国,一个在语言和宗教上奉行同化政策,但种族上奉行多元文化。
他还认为,国家间的差异可能是小的,但城市之间的差异则是比较大的。
国家层次忽略了“immigrants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the host country”也即是地理上的分佈不均,正是注意到这点以后,我们才可以更清晰的发现地方压力与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或变化或持续的移民政策。
2.2 地方层次研究的问题
地方研究主要分成三类。
一类是对个别城市的研究,且大多数研究只聚焦在一个政策上,而对于超越一个城市的普遍性问题缺乏解释力。
二类是对于有限几个城市的研究,比如Patrick Ireland,但是并没有系统全面的比较地方移民政策,而是使用法律政策。
其后的研究也大抵遵循著Ireland的路径,关注与法律﹣政治领域,而忽视当地政策对移民的影响。只有一小部分探索其他政策对于移民的影响。
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开始涉及其他政策,其中Moore揭示了多样性族裔管理仍然受制于城市社会发展政策,儘管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法国和英国的地方实践很近似。
第三类研究则是关注于具体城市及问题的研究,很少涉及理论,分析具体数据。没有上升至理论层次。
2.3 总结 国家与地方理论的割裂
国际层次理论忽视不同领域政策差异性,轻视国家间地方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国家面分析可以不用依靠系统比较实际政策,只用依靠个人的内在逻辑。
Adrian Favell评价,这种国家层面的研究,起初是有产出的,但是目前大多数再重複一种刻板印象或模式化的国家模型。由此,他建议,城市作为一个单位更适合比较,能同时体现背景的特殊性和结构性的比较,同时考虑到移民的(种族)融合也许同时被地方、国家和国际因素影响。
目前的缺陷广为集中在单一城市单一政策的研究,集中注意地方的“政治机会结构”也许会造成一种扭曲的认识,不同的城市也许在对移民的政策回应中侧重不同的方面。比如德国注重劳动市场的移民融合等。
对于多城市的移民管理比较研究,应该横跨多政策领域,直到现在,还没有地方层次的研究试图进行系统化、多政策领域的比较。也因此没有人发展出一套可以用来广泛理解地方移民政策的模型,即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分析框架。
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可以帮助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比较地方对于移民的回应。
“本土﹣外来”关系一直知识应用在国家模型中,作者即试图应“本土﹣外来”关系去构建地方对于移民的政策回应的类型学理论,于下进行简短说明,而具体在第二章和第三章阐述。
3 理论性构架 理解地方移民政策
3.1 本土﹣外来 关系模型
关于劳动移民,地方当局可能把它们当作一种暂时现象忽略,作为对稳定的威胁,对都市的积极潜力等。使用“本土﹣外来”关系模型,一个我们如何定义并连接他人的模型,一个范围包括了人际关系或伦理理论、历史学或社会学分析本土社会如何定义归属、成员和改变,或者是政治、空间方面的本土﹣外来关系模型。
(下面这段简言之,“host﹣stranger”模型有很多人在使用,但是作者的模型不一样)
一些作者援引历史性国家特色,基于他们的“host﹣stranger”模型去解释国际移民政策,却没有使用那些条例。
Faist就讨论过关于福利制度和移民制度的相似性,但是福利制度不仅仅是在分配方面,它也包括了提供不同成员的辨识、权力和一种感觉上的归属感。
Lutz也指出在最近对于福利制度与对抗他者以保卫家园空间或领土的连接。
甚至一些强调吵过架变量的作者也会在定义移民政策时将之与国家层面的“本土﹣外来”关系联繫。
在地方移民政策的案例中,我提及“本土﹣外来”模型在一个更具体的理解里,“作为地方本土社会的假设、期待和态度”代表“地方当局”,“对待某一类型的外来者”代表“劳工移民”。
地方当局的假设或期待关系到移民的存在是暂时性还是永久性的,关系到他们的空间分离。
某些态度也可能塑造了劳工移民是否与本土相异,地方政府可能假设他们的文化差异会因同化而消失,也可能认为他们会保持明显少数的特征,这些假设通常反映了一个基于过去的本地经验的地方本土社会对于外来者的普遍态度。
对于劳工移民的态度的,往往会逐渐演化影响到后续对于难民的本土态度和政策。
而地方当局的态度和假设往往隐藏在一些看起来毫不相关的政策中,比如移民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城市更新等。但是我不建议在这裡分析,因为这裡只有一个变量可以解释地方移民政策,而其他因素,比如政治制度背景,也扮演著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儘管如此,地方的“本土﹣外来”关系,特别是地方当局对于移民的永久性、空间分离和相异性特点的态度和期待,是一个塑造地方移民政策的重要因素。
3.2 类型学
为了可以连接关系模型和地方移民政策,我使用了类型学,将政策根据地方当局对劳工移民的态度划分为具体问题领域。这要求了一个两方面的分类系统。
第一类是区分不同的本土﹣外来关系,将地方政策回应表现为集中普遍的原型或阶段,我定义为“无政策”、“外籍工人”、“社会同化”、“多元论”回应。(‘Non﹣policy’,‘Guestworker’,‘Assimilationist’and‘Pluralist’responses.)
这些政策类型建立在一系列普遍标准上(地方当局对移民期待的暂时性、空间分开与相异性),可以应用在不同的城市和阶段,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对于“城堡公民”制度模型的进一步演变。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这裡提供的类型也是基于对于25个欧洲城市的大量实际政策的整理归纳。
为了使调查的研究发现有序,类型学将地方政策分成了几个范围/方面(domains)(法律﹣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和空间)和问题区(住房、教育等)
第二类使跨政策的比较地方政策对于移民回应成为了可能,一些好模型就是在这一步进行系统化时失败。
因此这个分析构架包含了一个连接了“本土﹣外来”关系和地方政策的模型,以及一个详尽解释了几种回应类型(或阶段)和政策范围的类型学。
当模型提供了一个普遍性解释时,类型学连接了模型和具体问题区的实际政策。这种连接,使使用模型去解释在一个或更多的城市中观察到的实际政策的测试成为了可能,在这个测试中使用类型学作为一种比较工具。
儘管我认为在关系模型和观察到的’策间存在一种关联,但我不认为存在一个严格的因果关系,这隻是一个影响对移民政策制定的因素。更多的是,我建议“本土﹣外来”关系可以在我们开始分析地方移民政策制定时被用来叙述(的工具),并且,我提供了一个使用的构架。
模型 | 类型学 | |
---|---|---|
理论概念 | 本土﹣外来关系 | 本土﹣外来关系的类别/阶段 |
真实表现 | 地方当局对于劳工移民的态度或期待 | 类别/阶段 |
客观分析 | 地方移民政策(支持或制定政策) | 类别/阶段(详细叙述在不同问题区的实际或潜在政策) |
3.3 研究目的与问题
研究首要目的是填补现存文本中对于国家层次理论与地方层次研究的割裂。我的首要目标是提供一个可以分析和比较地方对于定居劳工移民的政策回应的分析构架。这样一个构架可以使我们拥有普遍化的视角,超越任何特定时间的特定的城市,在经验研究中保持理性。使用这个构架,可以始终抓住具体移民政策的发展在任一或多个城市,并且使之与一个更广泛的主题连接,即“本土﹣外来”关系。这被下面四个案例研究所检验。
研究的第二个目标,是去测试“本土﹣外来”关系作为一个解释性变量,考虑其他解释(不忽视其他解释)。接下来的章节解释了这种政策制定的隐含方面,和探索它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隐含方面。通过四个案例,关系模型方面可以被作为一个因素测试,并且与经验性观察移民政策在不同城市和时期相联繫。第三,这本书应该在地方移民政策方面为经验型知识提供原料。三个案例研究提供了相对陌生城市在这方面的洞察,地方移民政策在阿姆斯特丹已经相当程度研究,但是阿姆斯特丹单独章节提供了第一个对过去50年检政策的多领域分析。
通过案例研究,类型学的意义在于为当前在地方移民政策的知识上提供了迈向系统化的第一步。对于数据,有用的信息是被分散在多样的资料中,而没有尝试去提供一个全面的比较概述。下面描述的类型学,用地方政策说明了多样城市,提供了一个方法去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可能被组织的信息。
不能详尽说明的是,这是为日后地方移民政策理论在现代的第一次尝试去创造一个多城市、多领域数据基础。
上述目标可以被制定为两套研究问题。第一,地方当局如何回应定居的劳工移民?更确切的讲,我们是否可以对地方劳工移民政策的回应定义一个普遍的原型或阶段?我们是狗可以定义一个确定的政策制定轨迹,可以从一个回应类型推演到另一个?这些轨迹如何重複再不同城市中?在政策范围和问题区,是否地方回应表达清楚,并且什么表现是最为显著的?
第二,地方移民政策如何被我们所称为“本土﹣外来”关系所塑造?具体而言,地方当局对于现存劳工移民的的态度和期待,在地方移民政策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先前的“本土﹣外来”关系又怎么影响了地方劳工移民政策?
第三个问题并不是直接关联到研究的主题,但是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即:在揭示国家﹣城市关系中,地方移民政策和国家移民政策的关系?是否在移民政策制定中存在一个从上到下的清晰关系,就如经常被假设的?或者,对于移民和种族政策的回应是从下面开始发展的?
3.4 研究途径和方法
上述问题和下面篇幅提供的回答,是我逐渐学习的过程,从我开始成为特拉维夫市政规划者到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读博士。这当中涉及了几个阶段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在下面总结。
3.4.1 从参与性观察到理论构建
1994﹣2000年间,作者正是特拉维夫的规划执行者,惊讶于欧洲移民政策的多样化,他开始思考这些政策背后的态度,由此展开的一连串研究初步形成了对于地方劳工移民政策的“本土﹣外来”关系模型,借用了城堡公民制度模型,进行演绎推理,和部分的归纳,以作者对于特拉维夫的观察和对于欧洲市政政策的发现。
随后执行了“欧洲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公民行为方式”项目(MPMC),为类型学准备了资料基础、为定义“地方移民政策”的组成基础,并逐步构建了理论,与国家层面的模型不同,我的类型学包含了两个方面(政策范围和问题区),为地方政策提供了秩序。
3.4.2 测试分析构架:四个案例
2001到2003年间进行了田野调查,去测试类型学作为一种理解移民政策制定的分析工具是可靠的,但在比较城市时是无力的。
案例研究对于理解地方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更深入和定性的分析,同时也指明了“本土﹣外来”关系和地方政策制定的关系。
两个经历了较长时间但是截然不同的城市(田野),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两个最近才开始经历劳工移民的城市,罗马和特拉维夫。
特拉维夫的调查显示,类型学可以应用在欧洲之外,案例研究没有提供详细的描述或评估每个城市的回应。相反,城市案例说明强调了“本土﹣外来”关系与地方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在模型和类型学中被抽象表现出来。
城市的选择:
足够的代表性选出了罗马(无政策),特拉维夫(外来务工政策)、巴黎(同化政策)、阿姆斯特丹(多元政策)。
首先,需要指出城市定居移民的自然属性,以便确定我们比较的是两种不同的外来者,而不是同一种外来者的不同地方反应。
特拉维夫1990年前的不能提供案例,是因为外来犹太人在本土犹太人看来,只是回国而已,1990年后,则可以被认为是外国的暂时工人,这使得特拉维夫可以和其他城市比较。类似的,1950s阿姆斯特丹的政策从印尼的回国移民只是一个背景变量,而关注的1960s后的外来务工。
四个城市拥有大量从非工业国家来的移民,移民流量的变量反映了不同城市类型和移民阶段,罗马和特拉维夫,大概有10%外籍,并且类似的是极端多样性,主要是东南亚、前苏联阵营、拉丁美洲和非洲人口。“老兵潮”的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总人口估计有40%的外籍,劳工移民、前殖民地移民和1980s-90s的新劳工移民,使这些城市得以比较的原因在于,地方当局对于此的显著关注。
第二个比较的原因是这些城市是自治和单一参与者的,四个城市都是被一个政府控制,儘管绝对的城市大小不同,但是四个城市都是所隶属国家内的首要城市,儘管国家大背景不同,但是相近的是欧洲风格的民主制度,包括特拉维夫也是,儘管以色列不处于欧洲环境中。
最后,四个城市都在国际经济系统中扮演的是次要角色(或第二梯队角色),包含了他们在全球劳工潮中的作用,一个类似的不同比较点可以是他们的City Hall,代表了不同建筑风格和历史,也是目前在政策制定和管理中扮演著基础作用。
BOX1.1 四个城市,四种风格管理
阿姆斯特丹,后现代主义,Stadhuis被建造成一个“给人民的礼堂”,中间的天窗过道被设计为公共大路,会议室有著玻璃墙,对著跳蚤市场,以便行人可以肆意观察会议,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玻璃外面的人民,而不像是其他三个城市,决策者坐在城市高楼上,像上帝一样俯瞰他们的城市。
巴黎的Hotel de Ville,新文艺复兴风格,19世纪建筑,见证了路易十六被罢黜、罗德斯比尔的恐怖统治,和拿破崙政府的建立。
特拉维夫,现代派的,12层混凝土塔建立在丑陋的现代广场上。似乎显示官僚主义的不可战胜,但是仔细看会发现恶化的环境反映出真实的乏味,在1995年总理被暗杀,一开始人民为支持民主而涂鸦和摆蜡烛,尔后官方纪念。
意大利,巨大标志性建筑与真实城市管理平庸,市政建筑杂乱的分佈在城市里。
案例研究的进程和结构:
分析移民政策第二手材料和当地与国家的背景,回见当地学者,拜访政府官员,收集和分析第一手材料,移民活动家和其他人。半开放式访谈,大概持续1到2个小时。
作者进行了大致固定的流程研究,关注最新阶段的移民政策制定,因为那些政策阶段往往指向了未来发展,作者在最后一章进行了讨论。
3.4.3 再思考模型 修改类型学
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一种新的阶段,是对1980s-90s的多元主义的回应,可能是老兵移民加强了这种趋势,于是我在第8章加入了第五种形式。
戏剧性的在2004﹣2005,阿姆斯特丹、马德里和伦敦被第一代与第二代穆斯林恐怖袭击,引发了骚乱,显示了多元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失败,这表明地方多种族的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超越多元文化主义的阶段”。
3.5 本书结构
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三章,第一章主要叙述定居劳工移民与当地政策回应,探讨现存移民政策研究的缺陷,并试图构建一个比较框架。第二章探索“本土﹣外来”关系的含义,澄清不同类型的外来者和本地的不同反应,试图连接人际关系(I﹣Other)和社会关系(host﹣stranger),空间的外在表现形式和政府当局的态度。第三章首先定义什么是“劳工移民政策”然后分析两方面的类型学,一个是政策类型/阶段,一个是政策范围/问题领域。最后是综合探讨并以具体政策进行说明。
第二部分是按照类型学体系的案例研究,罗马、特拉维夫、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每一个城市的章节是同一种论述流程,结合一些当地的变化。
纵览国家背景(“本土﹣外来”关系、移民循环和国家移民制度),本土背景(在地的“本土﹣外来”关系、城市移民总结、移民人口特征)然后是描述城市回应劳工定居移民的转变,比如不同城市的政策阶段,根据不同阶段政策范围和问题领域详尽描述,最后在各章总结城市政策轨迹。
第三部分是第八章,所有案例的总结,结合政策轨迹和地方“本土﹣外来”关系的演化,这位一个更广泛的比较分析服务,类型学也因此修正为五个政策类型/阶段,最后则是讨论研究结果和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种相关的分析构架。
下附后两章梗概
Chapter 2 Host-Stranger Rel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 不同类型外来者,不同的“本土﹣外来”关系
2 对于外来者的现代与后现代态度
2.1 暂时性外来者
2.2 相异性外来者
2.3 外来者的空间隔离
3 “本土﹣外来”关系模型与地方移民政策
“本土﹣外来关系”提供了一些对于本土居民与当局为什么和如何回应外来者的洞察。
3.1 城市高墙内的外来者 定居移民
3.2 对于 在场外来者 的现代与后现代回应
3.3 作为“本土﹣外来”关系模型的地方移民政策
Chapter 3 Local Policies Toward Migrants - a Typology
1 定义地方移民政策
1.1 定义“地方政策”
1.2 定义“劳工移民”政策
2 类型学
2.1 地方当局态度和政策类型/阶段
2.2 政策范围和问题方面
2.3 使用类型学:可能与局限
2016.3.13 1:45 于西子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