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Very Low Fertility in Asia

McDonald P, 2008. Very Low Fertility: Consequences, Causes and Policy Approaches[J].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2022–02–22].
McDonald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极低生育率的后果、成因与政策建议。因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当时办的一个东亚低生育论坛，尤其侧重政策导向与东亚社会情况。为了逻辑便宜，本文调整了部分叙述顺序。

一、低生育率的原因及影响

原因方面。McDonald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导致了低生育率，第一，社会的自由主义，第二，经济制度的重组。一方面，二者使女性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女性独立是以不婚不育为代价的，职场很少能兼顾家庭与工作，这让女性对结婚生子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二者也使男女均更加厌恶风险，由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职场缺乏保障，年轻人倾向于保守、稳定路线，或升学或加班以投资自己的人力资本，这无疑与组建家庭冲突。
后果方面。McDonald总结了三个主要影响。第一，最直接作用于人口规模，如果保持在1.3的TFR，则四代之后的人口数量不足当前人口15%。如果政策不加以干预，将进一步导致如下：第二，更少的劳动力、更多的老龄人口；由于年轻人口减少，经济活力也会减少；由于老年人口增多，需要更多的税收供养，而劳动力短缺难以弥补税收。第三，低生育率更加难以逆转，由于抚育成本增加而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这可能导致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开始解体。

二、国际比较：东亚社会的危机

McDonald认为上述冲突在所有发达国家都有，但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却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TFR高于1.5的国家，包括北欧、西欧；第二组，TFR低于1.5的国家，包括南欧、东亚。
东亚国家可能是上述生育低迷原因冲突最剧烈的地方。McDonald总结了五个原因。第一，东亚性别平等更差；第二，东亚潜在父母群体是教育、就业最内卷的社会，这会让他们将自身投射到他们子女；第三，东亚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第四，东亚社会经历了经济危机，且在全球生产链中处于最竞争的制造业。第五，东亚、南欧与北欧、西欧社会的文化差异也是重要因素，东亚社会重视家庭，家庭支持个体先于国家支持个体，这也使国家配套政策落实缓慢；西欧社会则重视个体，也促使了国家配套政策更快落实，即形成吊诡，不重视家庭的北欧、西欧，其家庭政策反而更好。

三、政策建议

最后，McDonald提出了目前全球社会政策的障碍、错误案例及建议。具体而言：
首先，目前保障生育的政策障碍在于：第一，企业因短期竞争压力而不改变的短视，可能会导致长期来看的企业自杀；第二，政府应该放弃宣传传统家庭价值观，寄希望于家庭托底，东亚社会低迷的生育率是最好佐证，南欧政府已开始转向，McDonald判断南欧会有反弹，但东亚政府缺乏参照，短期很难改变。
其次，McDonald批评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建议如新加坡、日本在80年代提高结婚率的政策，但这两国都失败了。两国政策的问题在于：第一，低结婚率是一个现象而非原因，事实上，在东亚社会，个体是否结婚与生子通常是一并考虑的，政策不应该将二者分开推进；第二，低生育率是制度问题而非个体问题，两国理想子女数都远高于实际子女数也证明这一点。
因此，McDonald提议，第一，保障职场权利，让年轻人有安全感，尤其是女性可以兼顾家庭与职业生涯，如育儿假、生育津贴等；第二，改革必须经全社会参与，企业、政府等就业主体均需改革。McDonald认为，政治改革带来的短期损失会带来长远回报，改革拖延越晚，低生育问题就会越棘手。2022.3.7 于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