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_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alfon N., Larson K., Lu M., et al., 2014, “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18(2), 344—365.
这篇文章概述了社会学、地理学、流行病学等诸社会学科与生物基因学等自然科学的互动历史，为我们厘清了在健康科学旗帜下的更宏观的诸学科演进历程，将诸学科统一在健康科学这一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定位自身学科的位置，为我们理解自身学科对其他学科有着怎样的贡献提供了参考的坐标系。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于健康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解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变迁，在对疾病因果关系的探索中，生物、心理与社会模型逐渐取代了过于简化的生物医学模型。对于这一变迁进程及其理论发展，Halfon等人基于晚近综合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生命历程健康发展（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LCHD）的健康科学框架，做了全局式概览。尤其是，LCHD通过对健康的时间性讨论，提供了学界对健康发展认识的三个阶段，其一是早期传染性疾病的短期时间框架，其二是慢性病的几年和几十年框架，其三是LCHD的终身、跨代框架，这些阶段划分事实上与人口学家熟悉的流行病转变理论有很好的对话。但相对来讲，Halfon的LCHD框架更多是基于个体层面的归纳，而如Raalte（2021）在死亡研究的综述中强调的，人口学家的研究更多仍是聚焦在人群间（Population-Level）的死亡、健康差异，尽管生命历程理论对死亡率的影响已经被人口学家广泛讨论，但对理解群间死亡、健康差异仍然存在较大的Gap。
就其文章内容扼要讲，Halfon认为，科学家们在二十世纪对健康的研究，事实上存在两条脉络，第一条脉络是以达尔文进化论与孟德尔基因学为基石，发展而来的生物系统理论；第二条脉络是以细菌理论与循证医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医学健康系统理论。在这一历史叙述中，人口学所隶属的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位置与贡献正处于第二条脉络中的承前启后，并直接影响了健康科学的诞生。
一、生物系统理论脉络
对于第一条脉络而言，尽管二十世纪中叶的新达尔文主义–分子生物学，揭示了基本的“DHA-RNA-蛋白质”体系，颠覆了人类对于生命本质的认知。但是，早期生物系统理论仍基于“基因型-表现型”（Genotype-to-Phenotype）模型，即建立的是单个基因与单个外显特征的关联。
晚近，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揭示了现在所谓的“生物性嵌入”（Biological Embedding）过程的机制，这些研究表明，基因的表达是如何根据环境而改变的，且生物学和行为特征甚至可以在多代人之间延续；同时，晚近研究也表明，基因的表现不仅会随着DNA序列的改变而改变，也可能随着DNA和组蛋白（Histone）的甲基化（Methylation）而改变，且甲基化后的DNA仍可遗传，这些研究表明个体在环境中的暴露，可以影响某些特定基因的表现与规则，且会永久性地改变其表型。事实上，自然科学的这些研究，已经为后续同社会科学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二、医学健康系统理论脉络
在另一条社会学所在的健康科学发展脉络中，二十世纪初的循证医学模型仍受工业时代的机械影响，对于人体的理解也同样是基于机械的本体论，将疾病定义为机体的崩坏。
直到1950年代，Framingham开创性地讨论了心血管疾病受多种行为性、社会性和生物性的风险因素影响。Halfon认为，自此流行病学领域开始意识到社会因素对于健康的影响。其后，Engle在1977年也利用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的思想，强调了身心分离的生物学模型的局限性，其生物-心理-社会（Biopsychosocial, BPS）模型认为，疾病是由身体不同系统和社会系统群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造成的。
与之同期，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社会因素对健康与疾病的起源影响，这当中最负盛名的，应该是由Elder 1974年出版的《大萧条的孩子们》。随后，Elder与Clausen共同创建并完善了生命历程社会学（Lifecourse Sociology）这一影响深远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机制与历史事件会形塑个体的经历轨迹与群体的经历轨迹，且被社会机制与历史事件建构的生命路径存在优势/劣势累积效应。
同生命历程社会学一致，发展心理学始终关注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及其与外部因素的互动。但不同于社会学，心理学更关注个体发展的“个体性”（Ontogenesis），即个体对事件和经历的适应能力；生命历程社会学则强调个体发展的“社会性”（Sociogenesis），即生活路径是如何被不同的社会结构所限制。简言之，心理学家关注的是内生性的，个体经历过程如何影响终身发展轨迹，而社会学家则更关注外生因素，如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
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间，流行病学、社会学与心理学三个学科中致力于健康研究的学者的努力，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的健康科学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与经验基础。应当说，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理论在此期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的诞生，一些流行病学者开始探讨婴幼儿时期对成人健康的影响（Kuh et al. 1993），同时，这些研究催生了健康与疾病的发展性起源（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理论，发展起源理论作为早期生命健康模型的基础，将医学研究的时间框架从几个月、几年发展到了几十年乃至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
三、健康科学的诞生及内涵
如果说自然科学脉络的进展，认识到了表观遗传因素可以影响生殖系遗传，那么受生命历程理论影响颇深的社会科学则更关注社会阶层、社会梯度，及个体所处于的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对个体及其群体的健康影响。
上述曾经分离的研究领域之间不断涌现着的交叉联系，为整合表观遗传学、神经发育学和生命历程社会科学等各领域知识的健康科学，打开了大门。在这方面，赫兹曼（Hertzman）等人做了奠基性工作（Hertzman et al. 1999；Hertzman et al. 2001），在其基础上，Halfon与Hochstein（2002）正式提出了健康科学的理论框架——生命历程健康发展（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LCHD）模型。早期LCHD框架基本上遵循了以下原则：
第一，健康是个体的一种发展能力。
第二，健康发展可以由健康发展轨迹来代表。
第三，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影响可以视为关系性的生态矩阵，随着个体的生物、行为能力的发展而动态变化；
第四，风险因素和保护性影响可以对健康发展有更大的影响，在生物与行为调节系统正在被初始化、程序化与实践化的敏感或关键发展阶段。在这些敏感阶段的高度可塑性，将提供更多的变数与变化。
第五，风险、保护与健康可以通过不同的互补与互动机制产生影响，包括如，其一，嵌入于敏感与关键发展阶段的生物与行为可以导致临床观察外的数年乃及数十年的潜在影响，其二，长期的累积影响，其三，社会建构与文化关联因素的路径将提供一类“社会架构”（Social Scaffolding）引导健康发展朝向可预测的结果。
经过十余年发展，Halfon在这篇论文中对上述原则做了进一步修订，相对早期的拗口，晚近修订更为通俗且直观，可以被扼要如下：
第一，健康作为新兴的发展能力之一。
第二，健康发展贯穿生命始终。
第三，健康发展是发生在多维度、多层次与多阶段的复杂的、非线性进程。轨迹并不是笔直的、线性的、完全被决定的或不可改变的，而是在不同阶段，受不同影响而持续性不断变化的状态。
第四，健康发展对“环境暴露与经验”的时刻和社会结构非常敏感。Hertzman将健康发展的路径分类为潜在影响、路径影响与累积影响。每一进程都反应了复杂的动态路径，Halfon则是划分为基于时刻、基于社会建构或二者兼有影响。
第五，健康发展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在不断变化和经常受到限制的环境环境中，通过变化策略来提高复原力和可塑性。
第六，健康发展对时刻和同步（Synchronization）非常敏感，尤其是在分子、生理、行为、社会和文化功能方面。其举例了肥胖的成因，在于早期人类的生理功能与现代社会的不适配。
参考文献
Van Raalte A.A., 2021,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Mortality Patterns over the Past 25 Years?”, Population Studies, 75(sup1), 105—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