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_从Parsons T.开始谈起

“长时间、习惯性地浅输入和浅输出，对于有志于追求智识生活的人真的有非常深远的伤害，对于复杂内容的专注力、表达力、理解力，都会被削弱。始终谨记项飙那句话：‘阅读功力跟年纪很有关系，必须在一定的年纪以一定的力度去阅读，才能达到那种能力。’” —— ermanwei

晚上约了昱堃和兴龙吃饭。在翅客边吃边聊，话题逐渐深入，在广州念书能够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是人生的幸运。最近半年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偏技术性的人口学，理论阅读几近于无。虽然未来可能更进一步地陷入技术之中，但我始终对智识生活抱有敬意。如果说最近一年，我希冀未来智识发展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文学，那么晚上的谈话又让我对社会理论有了些旧情复燃，二者确实处理不同的问题，或是深入后，其实处理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
兴龙最近的硕论选题是写民国时中央大学的社会系主任孙本文，所以我们闲聊也是从社会学家开始。我之前看过清华系主任陈达写的日记，聊了些当时燕京学派、中央大学和岭南学派的分野，兴龙接过话也谈到芝加哥学派的Park和民国社会学的美国传统，继而谈到当时虽受美国影响，但四十年代的孙本文等人并未与Parsons有直接对话，反而，当时哈佛系主任Sorokin的理论在中国更风行一些。聊到Parsons对社会学理论的综合，不仅仅是承前启后的人物，按肖文明的看法，Parsons可算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我最近在做健康科学的综述，千禧年初，在历经半个世纪各学科的发展后，UCLA的Halfon等人推进了生命历程健康发展的理论（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LCHD)。
我们闲聊的第一个话题，Parsons的综合和Halfon的综合是一样的么？兴龙的看法是截然不同，不仅仅是Parsons在宏观层面对社会理论的整合努力，LCHD仅勉强算是中层理论，更在于Parsons的整合背后，存在一个问题意识：“社会是何以可能的？”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后迅速变迁，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或按涂尔干意义的有机团结，社会的产生是近代的、机械团结的。昱堃补充道，Parsons将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理论，利用剩余范畴的方法，进行了统合，这一统合不同于当代关系社会学（Relational Sociology）的努力，即通过社会网络（sna）或物理学的复杂网络来理解社会，在于Parsons的剩余范畴更像是，同时关注（经济学的）理性人，以及理性人视角下看不到的非理性人，而关系社会学不能算是深入理解的利刃，而更多地是一种窗口，他的视角是固定的而非全局解剖式的，关系社会学是宏大理论么，并不是，在于关系社会学更像是基于逻辑的，而我们无法理解通过逻辑行为理解非逻辑的情感行为，按此思考，我想起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是通过数学模型分析搭便车现象，但这无法解释人们出于某些朴素情感时的牺牲行动。回到LCHD，其关注的仅是最表层的现象，按现象进行了汇总，这也是综合，但并不能算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论。
沿此，我们谈及了Parsons在讨论“社会是何以可能”时，是受前人影响，更受前前人影响，因此与其说后续的讨论是问题，不如说是沿着这一思路的发散。兴龙谈及当代社会学讨论的“结构与能动”的关系，在古典时代按古希腊的悲剧，如特洛伊战争中的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如俄狄浦斯面对的偶然与必然的命运，在某些时刻我们面对的是相同的问题。昱堃提及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囚徒走出洞穴，又回到洞穴被同伴杀害，亦如希腊神话中为何多是半神的悲剧，人的无知亦然如此。昱堃又提及，最近政法大学的罗翔因为很多人将他作为人生导师，罗翔对此有一个讲座做了回应，谈及当代或沦入虚无主义，或转为笛卡尔的怀疑，但按无限细分下去的怀疑，问题也会撞上一个虚无，但怀疑本身是不是有意义的呢？当然，这是对笛卡尔的过分简化。但这些学术上的疑问，其实正涉及到了人何以生活的问题，这是人文学科在不同角度一直试图回答的问题。
得知兴龙在文化社会学论坛投了一篇稿子，我问了一个问题，虽然也曾看过安拜尔等人的讨论，但心中仍困惑已久。“什么是文化？或者说如果给文化一个定义，你认为是什么？”兴龙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他说我这种提问本身，已经蕴含了一种回答。昱堃提起亚里士多德的“种加属”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成为了科学主义的滥觞，近代生物学中对动植物的分类是“种加属”的直观体现。而我这种试图给文化一个定义，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种加属”的习惯，希望能够有一个可以相对操作化的定义。但事实，对文化不能如此理解，这在于我们在何种尺度上谈及文化，国家层面是西方或中华，宗教层面是基督教或儒教，按新儒家的看法，抖音能够算文化么？余英时肯定不会同意的，但存不存在抖音文化呢？又是确实存在的。文化是弥散性的、差异性的、多层次性的。这又涉及到韦伯在做《新教伦理》时用的“理想类型”方法，来作文明的比较研究，“理想类型”不是“种加属”的，韦伯使用理想类型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性的，其也自称是社会科学的。兴龙因此谈到他前段时间写的文章，谈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传统，事实上也在讨论韦伯“理想类型”的局限性。因此，对于“文化是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方法问题。
此外，我们也谈及了当代政府合法性或正当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联、理论、人生经验与定量定性方法的问题等。由于日记属事后回忆，有些问题已记不清楚。我们大约在七点吃完，饭后闲聊了一个多小时。不同于去年的争论居多，今年我能够更平和与温顺的倾听了。系统性的阅读与持续性的反思，对有志于清醒生活的人是必要的。昱堃有着理工科背景，兴龙有着伦理学背景，我在同他们的对话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