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我择要记录了其中中国与发展经济学、中国的转型表现、中国的民营经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几章。
第二章 中與發展經濟學
文本所使用的數據，主要是1980年、2002年與2004年等相關數據，需要指出，這些數據距今已有十年，而需要結合當前的數據進行進一步的思考。
作者意圖展示的是中國在各方面統計數據的改變，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為經濟統計數據，一為管理腐敗，一為農村農工業，也即當代中國的經濟現象，但未加過多的論述這種轉變的原因，偶有論述，或限於篇幅沒有深入。
一、「中國經濟相對錶現」
首先是將中國經濟與印度、巴西、墨西哥進行對比。
但於此處，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事情是，中國的早期發展是遵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在晚近三十餘年才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印度、巴西、墨西哥則大抵遵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發展，在總體的發展模式中並無根本性變化。
在這種對比中，顯示了中國經濟的結構特點，即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低人口增長率、和獨特的GDP結構等。
1、GDP方面
（1）較高的增幅
中國有著較高的GDP增幅，在對這種高GDP增幅進行檢驗時，因為不同的算法導致了不同的結果，中國的GDP增長率受到質疑。官方數據是8％以上，而一些學者質疑為6.6％，但與此倒推就不能解釋1980年的初始數據。
無可否認的是，中國GDP經歷了高速的增幅，人均產量翻了3倍。
（2）獨特產業結構
從國家統計局查詢的官方數據來看，第一比重逐年縮小，第二比重先增大后縮小，峰值在1980年48.22％，第三產業在1961年達到第一次峰值31.7％，爾後一直減小到1980年21.6％谷底，逐年上升至2014年48.11％。
也即當前的GDP比重，中國的第三產業佔比最大，服務業擴大，第一產業佔比已不足10％，僅有9.17％，工業比重縮小，但仍有相當大的比重，總體GDP各產業比重已經較為近似章節中2004年數據的中等收入國家。
早期第二產業佔據壓倒性的主導地位，或許這種略微畸形的生長模式，可以在吳敬璉先生《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的第一章找到一些答案，作者也有論述，這種偏向第二產業的經濟體，大抵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特征。
與之對比的是，巴西、印度、墨西哥第三產業最多，三國的產業結構也較為接近傳統意義上的低、中、高收入國家，中國的GDP模式迥異。
2、分配方面
（1）收入分配方面
改革帶來了地區發展的不均勻與地區收入的巨大差異。
07年城鄉收入比大概為3.0，遠高於世界均值，但考慮到每個地區的物價水平不同，進行調整后大概為2.1，仍然非常高。這個差距大抵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戶籍制度，需要進一步思考。作者提出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或許會帶動地區發展，仍有待觀察。
（2）家庭收入分配差異
2000年的基尼係數為0.45，國家統計局2014年的數據則是0.469，在近十年來貧富差距仍然較大。
在這裡，作者也指出了中國的基尼係數發展迥異他國，印度改革中農村的基尼係數是下降的，城市上升，而中國則是農村與城市的全面上升。
整體經濟的發展，雖然拉高了貧富差距，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貧苦率的顯著下降。
3、人口、教育、資源等
較低的人口增長率，但是難掩龐大的人口基數，嚴格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男女比的不均。
教育方面。文章寫時比重仍然較低，1998年佔GDP比2.2％，但2010年中國教育支出1.2萬億，為中國公共財政第一支出，至2015年已達到2.6萬億，教育支出佔GDP比4％，比重已有很大提高。
投資方面，價格政策造成了過度能源消耗，2003年能源消耗處在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範圍內，按照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可以歸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遺留（粗放經濟模式），但由於市場經濟的原因，這種能耗效率也在下降。
此外，較高的儲蓄率；貿易額占GDP份額翻了3倍，從22％到65％，轉向高開放性經濟等，作者也有提及。
二、管理與腐敗
作者於此最大的質疑，是腐敗是否真的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在早期的發展中，腐敗會促進經濟的發展，而當發展放緩，形成更加均衡的模式，就會開始自動的要求法律來控制腐敗，典型如1974年香港的改革。
在中國的改革中，與巴西、印度等不同，消除了一些禁止性的特征，但社會主義制度的延續中，一開始政府就對工業資產、國有企業進行了更多的控制，政府有規範性參與的開放經濟，但因為不同於禁止性政府，而確有發揮民間的積極性，多少減少了一些尋租。
各國的經驗中，地方政府如果控制當地許可權和資源，往往衍生了腐敗，但中國改革中，在地方間因為勞動力和資源的轉移，而產生了競爭環境。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腐敗，促進了地方企業發展。
這兩點是中國政府在管理與腐敗中的平衡，而近年習近平進行反腐，確有使經濟轉為稍有蕭條，最為明顯的是大量的飯店因政府的支持減少而停業，腐敗與經濟的關係，仍應進一步思考。
三、農村
1、土地經營模式
作者首先質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否阻礙了長期發展。
關於中國的最佳農場規模的思考，目前尚沒有研究表明農場的規模會阻礙發展。但規模經濟的明顯缺乏，限制了擴大集約化管理，土地細碎化造成了很大的產量損失，作為哈爾濱人，這點的感受最為明顯，東北的廣袤平原，被譽為中國商品糧倉，而在早期改革中，集體精英被迫改成家庭聯產，一度造成減產。
由此，引發的如信貸也因缺乏大農場而較為落後。
2、土地所有制
名義為集體所有，但改革后增強了個體使用權，在地方出現了與中央命令不一，在小家庭內定期進行土地再分配。
集體土地所有權與家庭土地所有權的分歧，土地不能抵押阻礙了農村的金融發展。
3、農村工業
就更廣闊的視角，農村工業的作用在於為農村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平衡城鄉差距。
中國的鄉鎮企業及其附加值，佔據了總體GDP的30％，卓有成效，但中國的鄉鎮企業主要分佈于東南部，使地區收入差距加大，農村家庭收入分配不均加大。
作者於此引述了其他學者的觀點，分析了中國鄉鎮企業成功原因。
可以總結為五點，即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村公社經營的集體所有工業企業基礎、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企業分包的生產分散化降低了技術要求，與關係性合約，即農村信任機制的延續，以及鄉鎮企業使村鎮居民的收入增加，其需求的多樣化也要求鄉鎮產生更大的市場，同時財政改革也讓地方政府樂於推動企業增長等。
但思考的是，農村勞動力的人口紅利減少、企業技術的要求提高、信任機制在市場機制下的逐漸失效，趨勢演化為法律機制，而法律機制在農村還未能深入推行等現狀，鄉鎮企業將來如何還需要思考。
四、小結
中國近三十年經濟騰飛之迅猛，世界金融1998年、2008年等動蕩，都錯綜複雜，但也正因為中國經濟對我仿佛始終籠罩迷霧，看不真切，使我于之更有興趣，期于台灣能以另一種思維，思考大陸。2016.3.7 台灣中山大學
第三章 中國的轉型表現 一個與其他轉型經濟比較的角度
作者首先提出的是，為什麼一些轉型國家在轉型后3﹣8年間經濟衰退，而中國相對避免了負效應衝擊？作者將重點放在中國和其他13個轉型國家的比較。
（1）在20c50s，蘇聯東歐國家普遍實現了4.5％增長率，而西方國家3.7％，60s都是3.6％，70s都是2.8％，但到了80s，蘇聯東歐國家0.8％，市場經濟的西方國家2.0％。（2）中國不同，1952﹣1957達到了6.5％，1957﹣1965間僅為2.4％，但1965﹣1978達到了4.9％。（3）但總的而言，作者這篇文章更多的像是對於已有研究的綜述，而沒有對中國為什麼轉型平穩且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作者在數據的比較間，模糊論述中國或許是存在著更多的農業經濟和更穩定的體制，採取了漸進的改革策略。（4）作者在文末提出的問題則值得思考，目前中東歐與獨聯體國家也實現了至少10年的經濟增長，表明許多轉型方式都可以產生可觀的增長，但長遠而言，到底哪一種方式會真正成功，則值得深究。
一、轉型戰略
東歐與蘇聯在兩階段採取的都是較為激進的手段，而中國則都採取了漸進方式。中國採用雙軌制，在現有生產基礎上逐步放鬆國企，改革較慢，而蘇聯東歐國家在直接取消了中央計劃體制，改革較快。
於此，作者提出了第一類改革與第二類改革。
第一類改革強調宏觀穩定化、價格自由化與廢除中央計劃，第一類改革被實際證明是可以持續的。
但在第二類改革，包括大中型國企私有化、市場配套的相應制度等則推進曲折，在這方面，由於涉及到了更為深入的制度問題，一些獨聯體與中東歐的改革緩慢且不徹底。
（一）企業產權制度方面
企業產權制度偏向於第二類改革，結合作者闡述與吳敬璉先生的思考，在這裡我大致劃分了兩種改革，而每種內又依據不同國家的速度再一次細分。於此有一個構想，中國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起家，而改革也是從農村推向城市，或許中國獨特的國情，很大程度糾結在廣袤的土地上，農村遠遠大於城市、農民遠遠多於市民的特殊國情。
1、漸進式
第一種速度較慢，或是相對的漸進式。（1）匈牙利和愛沙尼亞，在7﹣8年間，直接將國企外賣而轉型。於此有一個疑問，這樣做不會喪失國家政府對於經濟的主導性麼？（2）波蘭、斯洛文尼亞則在10年左右，企業的商業化、培育私企而轉型。（3）中國為特例，儘管在農村領域改革較為激進，逐漸允許鄉鎮企業擴張，但直到15年、甚至20年後才開始了國企的大規模改革。
2、激進式
第二種速度較快，或是相對的激進式。（1）俄羅斯和烏克蘭，員工收購企業，在2﹣5年內快速轉型，但產生了較差的公司機制，對於政府幫助較少。（2）捷克和立陶宛，公民私有化，分散了企業所有權，使大股東侵佔企業利潤。
（二）銀行體系方面
銀行體系改革偏向屬於第一類改革。中國與獨聯體國家有限度的接納西方銀行。中東歐則因為放開銀行業，不良企業貸款累計至政府無法再補貼，而大量引入西方銀行。
（三）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
保障制度偏向屬於第二類改革。東歐與獨聯體國家的福利改革迅速，但東歐福利較多，獨聯體福利較少。中國福利改革較少，且只針對城市，一定程度進一步加大了城鄉差距。
於此的思考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剝削農民的基礎上，不無道理。
（四）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也偏向屬於第二類改革，於此作者給出了一個觀點，因為想要參與更多的國際貿易，這種動力促使了法律制度的完善。并對腐敗是否會阻遏經濟發展提出質疑。
二、中國、中東歐與獨聯體國家的經濟績效
最初，中東歐國家發展好於波羅的海沿岸和獨聯體國家，爾後90年代晚期，波羅的海沿岸與獨聯體國家發揮在那好於中東歐國家。
（一）國內生產總值
中東歐和獨聯體國家經濟從農工業轉向服務業，而中國則是農業轉到工業和服務業。
中國在改革中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沒有出現其他轉型中出現的衰退，中東歐國家在3﹣4年內扭轉衰退趨勢，而獨聯體國家則在90年代沒有明顯改變，直到90年代末期，獨聯體國家增長幅度又超過了中東歐國家，但一個質疑是，這是真實的增長，亦或是用資源換取的虛假增長。
為什麼中國的轉型是平穩的，而其他轉型的經濟體經歷了衰退？目前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去理解中國於此的特殊性。
（二）通貨膨脹
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沒有鋪經歷過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過剩，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并避免了高通脹率。值得深思。
（三）匯率與出口
中國的對外開放力度越來越多，但中東歐的力度最大。
中國的匯率保持了相對穩定，而中東歐國家則在面臨赤字下，再度貶值貨幣和採取浮動匯率。
作者於此沒有給出答案，我的思考是，這是否也是因為中國對於銀行業的控制比中東歐嚴格很多，而能夠相對獨立匯率。
（四）外債和金融危機
中國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并成為了債權國，相對獨立于金融市場，中東歐的高外債國家降低、低外債國家升高，且因為主要面向西歐，在金融危機中僅受到很小的影響。於此，獨聯體國家則面臨了較嚴重的金融危機。
（五）預算與稅收
財政稅收是“第二類改革”中較困難的部分。
中東歐國家的改革較為成功，獨聯體國家較為失敗，但因為資源出口，獨聯體國家的預算普遍盈餘，而中東歐則財政赤字。
中東歐的養老金體系不能持續發展，近來逐漸提高退休年齡等改善，中國去年提高退休年齡亦然，在這個方面，中國應該屬於推遲了這個問題。
（六）新企業創造
中國通過雙軌制使鄉鎮企業擴張，并最終與國企正面競爭，而近年來，鄉鎮企業轉化也多轉化為了民營企業。
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大多是改革較慢的國家，中國一個不同的地方時，中外合資和外企佔據中國出口一半左右。
通過與其他幾個國家的對比，作者認為，針對國內的所有權改革並不能有效提高績效，針對國外買主則會較為有效，但簡言之，就是所有權改革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對較小。
（七）國內外投資
中國高投資率，近幾年中國開始向外投資。
而獨聯體和中東歐國家，在第一個轉型十年間，投機幾乎被無效率配置了。
另一個不同是，中東歐國家儘管人口較少，但人口與投資的比要大於中國，且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大於中國，佔據了大概2/3到3/4。
作者沒有給出解釋，我的猜測是大概因為固有意識形態，且東歐面向西歐的市場化更為徹底。
（八）就業與失業
中國通過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等提供了大量就業，而在第二個十年才是進行大規模的企業改革。
中東歐與獨聯體更多的是職業而非地理的流動，中國和美國則更偏向於地理而非職業的流動。
在收入分配上，中東歐的分配相對較為平等，可能是因為社會安全網絡抵消了一部分市場力量。於此，作者認為，產生不平等主要是由於中央指令性工資較少和全球化技能高報酬所導致的工資減壓。
這裡的一個疑問是，這個社會安全網絡具體指向什麼，作者並沒有給出較為明確的定義。
（九）金融市場評價
大體而言，國際對轉型經濟體的評價趨向正面。16.3.14
第十章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
「第一節」 前言
一、引入
1、阻礙經濟發展因素：（1）專制政府──產權保護控制政府干預──經濟增長；（2）公共機構私人經營＆政策帶來的扭曲──控制民營部門和政府──經濟增長。
2、不同於西方的經濟發展：（1）東亞，小規模＆強勢；（2）中國，中廣集權下的經濟轉型。
二、第一部分
（一）思考
（1）中國政府與民營部門關係──政府多大範圍直接控制生產性活動？（2）本土企業與外國企業關係？
（二）現象
（1）民營部門目前規模相對小＆政策制約；而混合所有制企業發展。（2）民間資本的增長 與 外企偏好，但各種限制；──外資增長沒有和國內民營部門同等擴張。
（三）中國類比
（1）韓國、台灣、香港──本土民營部門推動；韓國──政府積極支持民營。（2）中國──政府限制民營。允許民營 與 支持民營 的不同，90年代較80年代限制劇增。
三、第二部分 理論討論
（1）90年代金融部門自主性；（2）中國增長及增長模式與東亞新興經濟體類似。
四、第三部分 結尾
（1）現象：國有部門支持──保護國企政治壓力──民營支持減弱
（2）原因：90年代經濟特區──外國直接投資可以用性──減少發展民營經濟需求
（3）政策變化評價
「第二節」 中國民營部門的政策環境
一、引入
（一）改革產生了混合所有制
1、一些人──私有部門。（1）估計非國有部門差距很大；（2）非國有部門＝民營部門──高估民營部門──國家有控制權。
2、一些人──非國有部門。
（1）非國有部門：集體所有制、法定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國內合資企業、外資企業。（2）狹義民營──法定民營企業（不搞擴鄉鎮企業，雖然其為私人控制）──研究政策變化。
（1）──評估漸進式改革假設；（2）──檢驗法定民營企業相對於其他所有制企業規模增加。
（二）民營企業衡量指標：產出數據──政策效應與效率效應混合──錯誤
（1）民營企業融資限制──直接證據；（2）固定資產投資數據──政策偏向。
二、民營部門融資限制
（一）關注原因：金融中介制度＆公司長期周轉資本途徑──增長關鍵因素。
（二）調查數據：1993年民營企業39.5％；2002年民營企業99.9％。
（三）研究問題：資本外部來源，正式非正式的資本外部來源相對重要性。
（四）研究結果
1、1993調查
（1）正式融資。
1980﹣1983。8.2％ 正規融資是最重要啟動資本來源；28.5％ 正規融資是重要、次要或第三重要啟動資本來源。
1984﹣1989。略。
1990﹣1992。18.7％ 正規融資至少是第三重要啟動資本來源（1981 38.3％ 1987 24.6％）。
（2）非正式融資重要性上升。
（3）原因。政府允許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二者互補──待考證；正規融資途徑變少──轉向非正規融資。
2、2002調查。基本同1993。
3、現象：獲得正規融資民營企業 90年代<80年代──正規金融部門提供資本能力落後
4、數據問題
（1）貸款沒有包括接下來經營時期──大企業貸款比重幾乎沒變值得注意；（2）法規變動的自由化＆更多民營企業進入；（3）企業貸款優勢持續；（4）更早成立公司更容易融資──特定年份不同──最小化殘差檢查相近年份
三、固定資產投資指標
（1）農村民營企業──融資限制多──地位下降；（2）城市民營企業──經濟環境寬鬆──地位提高；（3）90年代農業改革滯後──民營部門負面影響。
「第三節」討論
（一）中國政府和民營部門：與現有研究進行核對
（1）90年代中國銀行以市場為導向；（2）民營企業信貸可獲得性差異小，地區差異僅在一些省份成立；（3）新民營企業金融限制更大
（二）與東亞新興經濟體比較
（1）民營企業態度不同；（2）民營企業態度──對外資態度 有關。韓國論述 政府和企業親密關係。
「第四節」結論
論述中國外資問題，與上文相差不大，於此不在論述。
第十三章 中國農業的發展——歷史的教訓、近年的成就、未來的挑戰
一、簡述本章內容
（一）農業作用
在現代化初期的經驗中，農業的生產率往往低於工業，也因此很多國家忽視農業增長，大力轉向工業。但忽視農業，就意味著忽視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以及二元經濟的興起，最終打破經濟增長。發展農業逐漸成為很多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部分。在這一部分與吳敬璉先生的論述別無二致。
農業的作用方面，為其他行業提供了勞動力、產品要素、外匯、市場等，同時於此提出了一個吳敬璉先生讀本中沒有的，保持了「產業工人較低的工資水平」，於此我不是十分理解這個含義及影響。
（二）論文目的
是章的讀本即意在說明，中國農業經濟所取得的成就與不足，分析改革后那些刺激和阻礙農業進程的政策，找出推動和限制農業部門發展的政策，並進一步思考現狀與發展道路。
（三）評價
總體而言，改革開放前，農業沒有提供勞動力、充足食物、原材料、外匯和市場。改革開放后，農業生產率明顯提高，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聯繫也變得緊密。傳統農作物絕對產量下降，農產品結構更加多元。
（四）問題
但是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雖然農業提供了經濟發展的勞動力、食物、原材料和出口，但是8億農民的生活水平仍沒有顯著提高，城鄉差距拉大。
但是文中提到的戶籍制度現在已經在中小城市放開值得注意，土地產權制度也有改革，宅基地可以在村集體內流轉等。
文中提及的問題是，如何讓更多的農轉非同時，保護好轉入者的利益與在地農民的利益。
二、改革前
（一）表現
（1）食物困難。中國的農業實際上保持了穩定的增產，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但是一直到70s，人均和絕對產量上，供給仍然遠遠小於需求，農業無法養活工業人口，阻礙了工業化進程。
（2）結構性停滯。農業種植結構基本沒有變化，沒有向一個高價值商品的結構轉變趨勢。實際上，其有效性和效率都十分低下，農業對於國家發展改革作用微弱。
（二）原因：政策和制度
1949后土地改革使產出水平增加，但1958年轉向公社后，「激勵機制」的弊端使得個體家庭缺乏積極性，並且領導與基層開始脫節。
1、農產品定價和計劃分配
（1）缺乏市場，固定的糧食價格也打消了生產的積極性。（2）雖然這有助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但是至60s這些鼓勵了集體的領導者，而不是農民。（3）為了抑制供應短缺的需求地區，政府進行了糧票控制分配。也即物價與市場制度都缺乏推動作用。
2、戶籍與貿易制度
（1）戶籍制度限制了農產品向製造品或服務的轉變，認為的遏制農村結構轉變、農業收入和生產率的提高。（2）但思考，這是否也為工業化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而不用過多的顧慮他們的定居問題。（3）同時，貿易方面，改革前仍是對於計劃經濟的補充，貿易由國家公司控制，農業貿易主要被看做創造外匯的手段。農業過高的匯率也限制了農業的發展。
（三）總結
正是因為上述的種種生產力停滯的壓力，農業經濟與其他經濟分離的計劃體制的「低實驗成本」，促使改革。
三、改革後
（一）表現
整體而言，農業在整體經濟中重要性下降，結構更加多樣化，雖然不平等被加大，但是無論窮富收入都有了顯著增長。
（1）糧食產量。改革后，1978﹣1984增長率達到8.8％，1985﹣2000也達到了4％。農作物產量大幅增長，價格下降幅度在33％﹣45％之間。至2003年，城市中糧食支出只佔到3％。
（2）農業結構。多元結構產生，非農業部門持續增長，農業不僅僅解決了民生問題，還提供了大量的工業原料。農業生產逐步不再以糧食為主，家禽業和漁業穩定增長。
（3）農業佔比。農業佔GDP比重由1970年40％下降到2000年16％，2014年佔比則下降到10％，失業率下降，總體經濟由農業轉向工業。「農業變革作用越大，經濟發展越快，而同時農業佔比越低。」
（4）進出口結構。農產品大量的出口，土地密集型產品淨出口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上升，中國進出口結構向勞動密集型產品轉變。而中國當前勞動密集型產業遷出，經濟又產生了新的發展。
（5）市場制度。2005年後，政府不再乾預農業貿易。同時，只有2％農民參與了合作組織，但其他東南亞國家、西方國家參與率都幾乎是100％，這說明更深入的轉變才剛剛開始。而這是由於產權制度的模糊所導致的。但市場制度已經深入，整合程度甚至可以與美國媲美。
（6）專業化。農村專業化分工，大部分專業化后，生產水果與蔬菜或其他經濟作物。
（7）農村收入。全要素生產率指數每年保持2％增長，農村收入增長，但農村內部收入差距被拉大，同時城鄉收入不平等也被逐漸拉大。
（二）原因：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直至1985年集體化完全瓦解后開始轉向自由市場。
1、物價政策
（1）在過去價格僅僅作為財務的中介。（2）改革中，作者認為，政府最大敗筆在於1978﹣1983年間，通過行政手段提高主要農產品價格，而農民在邊際上不能通過較高的補貼現率購買化肥，爾後中國通過行政手段抬高了化肥價格，但不足以消除產品價格上漲帶來的正面激勵。（3）價格效應對於產量增長起了極大地促進作用，并導致了文中沒有詳盡說明的後期供過於求情況。
2、制度變革
（1）為了消除農民對於土地集體而不是個人所有的擔憂，2003年通過土地承包法。（2）政府試圖尋找一種機制使農民獲得更多的可耕作土地，承包法也即因之明確規定了承包土地的轉讓和交換權。
（三）產權改革的影響
（1）相關研究都表明，制度改革對改革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很大作用。農業改革釋放了鄉鎮企業所需勞動力，鄉鎮企業則進而推動了國家工業化進程。（2）但是在10年後，產權改革影響減小，20C90S糧食產出速度放緩很大原因在於制度改革動力缺失。
1、市場改革與產出市場化
（1）為配合農業改革，市場自由化逐步擴大，化肥改革始於90年代初，種子改革則直到90年代末才開始。（2）與此主要關注市場化進程、交易合同的執行，以及改革中如何確保投入產出市場不中斷。（3）直到1984年，政府控制農產品仍占總播種面積95％，壟斷型商品嚴格控制，排除私人企業。（4）1985年，市場化改革開始，採購體制變動、貿易商品限制減少等，至1990年，私人企業控制30％糧食流通。（5）但在此過程中，地方領導人干涉糧食在省內流入流出，導致了糧食價格上漲，引發了改革中斷，至90年代初緩和，90年代中期再次中斷，90年代末重新開始，市場化斷斷續續中，逐漸削弱了計劃控制，至1990年，強制購買占糧食總量12％。
2、技術水利發展
（1）水利的發展是由於農業技術體系改革的混亂。（2）1990年，水井等灌溉設施大量轉為私有，90年代中期政府進行了管理改革。
3、貿易改革
（1）農產品貿易扭曲程度下降。（2）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分水嶺，也是前改革的延續，總體而言貿易自由化利於生產有競爭力產品的農戶，而不利於無競爭力產品農戶，也即生產玉米、棉花和小麥的中西部貧窮地區農民受害。（3）無疑，缺乏社會資本的農戶因自由化而更為貧困，他們的生產也往往不容易轉化為自由化中優勢的產物。加劇分化。
（四）思考
（1）總體而言，發展中國家有一個共通的趨勢，在某一時間點后，會從對農業的索取轉為對農業的凈投入。（2）中國改革1978﹣1984年激勵體制改革，1985后至今市場化改革，也即前期主要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爾後允許雙軌制下市場交易，至90年代初開始市場化改革。（3）總體趨勢從農業轉向非農業。
四、未來思考
（1）改革前計劃農業限制了經濟結構的轉型，改革后，農業提供了食品、原料和外匯儲備。城鄉聯繫也開始加強。（2）但是目前，中國的問題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城市化問題。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困難，如何在城市安置農村居民。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已經打破二元城鄉結構的改革，將為城市改革增加了移民機會。
（二）農業發展問題﹣土地制度等
如何讓農村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經濟不得不面對一個開放的環境中相關的貿易政策。
中國強調擴大農田規模，與鄰國顯著差異，只有在農業規模增大和機械化才能真正提高農民工資，而現在的產權制度阻礙了農田規模的擴張。
而如果土地私有化，允許農戶變賣土地，那麼失地農民遭受金融危機時，將會成為社會負擔。但是中國一些學者的研究沒有發現這個問題。作者認為，中國需要實行土地註冊制度以賦予農戶產權。
同時，由於之前過多消耗了資源，尤其是水資源也可能會阻礙農業進一步發展。
第十八章 中國經濟轉型中的收入不平等
一、引言
論文目的在於探討收入分配演變；轉軌在不平等擴大下的角色，採用的數據為20c80s中期收入不平等狀況的3組橫截面數據。
1、城鄉
城市絕對生活生平提高，也即貧困幾乎消失，而與此同時，農村相當一部分家庭收入持平甚至下降，也即一些極度貧困家庭進一步惡化；省際間差異小，而鄰居間差異大。但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不平等差異仍然很大。
農村城市化進程加快，城鄉間生活成本也不一致，這些都會干擾城鄉差異的估計。
2、引出論文
由此，作者將考察制度對要素稟賦的影響，包括人力和物質資本、生產要素分配及要素回報。城市或是因為補貼減少和工資收入不平等，知識經濟開始，農村則是因為非農業收入不均。
同時，作者也試圖考察社會安全網路的作用，但是中國發展程度較低。
3、文章結構
1）福利分配與基尼係數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平等變化因素。
2）數據的介紹及分析：（1）生活水平主要趨勢；（2）省際間收入差距多大程度增加不平等；（3）收入結構的變化，不平等影響因素之間的聯繫。
二、背景和概念性問題
（一）總結收入分配
1、思路：綜合13億人為一個單一指標 ﹣> 比較不同時間。
2、實施：社會福利函數，忽略不同個體效用函數區別，社會福利由消費品分配決定。如果按照總體來評價福利，就N個人加總或平均消費水平；如果福利取決於消費水平最低個體，就關注貧困個體來計算。
3、問題：（1）沒有考慮借貸，這樣就是讓消費等於收入；（2）為了研究收入分配的演變，預料經濟改革會影響收入結構，作者使用收入 分配是決定福利分配的關鍵因素。
4、收入分配的統計指標：（1）貧困線，但對於非窮人無意義。（2）基尼係數。二者結合，作為一階統計量。
（二）解釋不平等的提高
不平等擴大有關因素，并描述與此相關的制度變化。考察每個人收入決定要素﹣> 進而理解收入分配。
（1）個人收入因素。家庭內生產要素變化 如文化程度提高、要素價格變化、生產特性回報變化。
（2）擴及收入分配。經濟改革目的是改變決定要素價格的制度，因此制度、要素價格和收入不平等之間存在對應關係。
（三）改革前不平等
1、目的：前後對比，理解改革如何引發不一樣收入分配格局
2、表現：
（1）總體。總體區域差異小，主要是 家庭內工作人口/總家庭人口 決定差異。
（2）農村。農村收入差距大，富裕公社/貧困公社＝6/1，農村貧困嚴重，集中在西部。
（3）城市。區域差異低，人力資本回報低。
（4）城鄉。城鄉收入差距大，城鄉差距=5:1~6:1，城市居民存款多。
（四）轉型與發展
收入分配變化﹣生產要素分配與回報、轉型與發展，而轉型和發展實際很難再現實區分效應。
轉型過程使生產要素價值和收入由行政劃分轉為市場決定；經濟發展則改變勞動和資本相對報酬，提高人力資本和技能回報。
（1）城市不平等；（2）勞動力市場解放﹣不平等；（3）食物和住房補貼削減﹣不平等；（4）國企重組﹣就業機會 不平等（引用羅爾斯正義論觀點，結果不平等和機會不平等）；（5）服務業、民營經濟升起，預期人力資本回報增加（這裡可以引申一個新論文來檢驗，是否有增加）﹣不平等。
2、農村不平等
（1）集體農業轉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平等；（2）土地所有權保留﹣限制不平等；（3）鄉鎮企業﹣村際不平等、改變家庭收入結構。
3、城鄉差距
（1）2000年前，轉型的積極影響並未凸顯。（2）城鄉差距演變為依賴於工業和服務業的相對增長﹣城鄉差距拉大；（3）要素流動不完善﹣城鄉差距拉大。
三、數據分析
（一）數據來源
1、城市：（1）NBS（國家統計局）家庭調查，收入和消費分析家庭微觀數據；（2）問題，住在城市農村人口被排除在外。
2、農村：（1）北京農村經濟研究中心（RCRE），1986﹣2002；（2）問題，構造前後一致收入消費度量棘手。
3、城市農村綜合：（1）中國健康與營養研究（CHNS），4年數據1991、1993、1997、2000；（2）分析城鄉重要，定義城市的敏感度，因為很多農村地區城市化了。
（二）數據問題
1、度量歧義。消費和收入的定義、及家庭成員等度量指標的歧義。（作者盡可能使最終含義一致）
2、數據本身。實際調查中可能排除了極富裕家庭與極貧困家庭，由此低估收入不平等和貧困程度。（數據本身問題，無法控制）
3、價格轉換。名義價格與實際價格的轉換，如果不控制差別生活成本的地區差異，容易高估不平等和不同省份或城鄉差異。（這裡作者盡可能控制了）
四、不同時期收入的平均和分散
得出收入水平和分配的初步結論，轉型期不平等的趨勢。
（一）城市 NBS/CHNS數據
1、收入──增加
NBS（統計局）:人均收入從1983年到2001年增加兩倍多。CHNS：比NBS少20％，但是也是大幅提升。
2、不平等──增加
NBS:基尼係數0.22-0.34；Atkinson指數2.64-4.77，1987富人收入是窮人3倍，2001年富人收入是窮人5倍。CHNS:高於NBS，2001年0.38。
3、貧困家庭比例──減少
衡量標準：1987年中位收入一半。1987﹣2001 4%-1%
4、結論：所有城市居民2001年生活都好於剛改革。
（二）農村RCRE /CHNS數據
1、收入──不確定（偏向原地踏步）
RCRE:1987年920元到2001年1244元，收入增加。CHNS:增長率與城市類似，6.3％。
為何兩者差別很大，問卷設計不同，抽樣中農村選擇也不同。CHNS調查農村主要種植經濟作物，1995年糧食價格下降影響小。
2、不平等──增加
CHNS 2000年0.46；RCRE 2001年0.37,2002年0.39；
80s﹣90s初上升；90s初﹣90s末下降；90s末上升。
中間下降在於農產品收購價格上漲，緩解了非農收入急劇增加的不平等。90s後期農產品價格下降。
3、貧困人口比例──緩慢下降＆但窮人更窮
1987年16％﹣2001年11％；但是1995年CDF低於2001年，95年收入分配好於2001年。
也即90年代不平等加劇使窮人更窮，絕對生活水平下降了。RCRE與CHNS都支持。
4、結論：降低農村貧困前景不樂觀
五、地域的作用
地區差異影響不平等，內地與沿海差異、城鄉之間，但是作者認為地區差異將會趨同，地區不平等將會降低。
（一）地區收入構成：回歸分析分解對數收入差額
1、省際對家庭收入影響
（1）、城市：1987 省際差異佔家庭收入差異26％；90s初期加強，90s中期后下降。
解釋：90s初補貼取消而加強，但90s中期下崗未得到解釋
（2）、農村：RCRE顯示地區差異對不平的影響逐漸減弱
2、城鄉不平等CHNS數據
1）農村地區被不斷升級為都市，兩種劃分：（1）農村地位不變；（2）根據經濟結構劃分，50％以上家庭收入來自農業。
2）分析結果：（1）第一種劃分，城鄉差距更大，為2：1；（2）第一種劃分，城鄉差距下降；（3）第一種劃分，城市和農村發揮在那速度較快。
3）結論：農村發展很快，儘管仍然比城市貧窮
3、不平等的變化：內地與沿海
1）收入：內陸落後沿海，主要是農村落後造成的。
2）不平等：
（1）現象：內陸不平等高於沿海，且增長比沿海大。沿海0.35-0.39；內陸0.39-0.48
（2）原因：內陸農村落後沿海農村；內陸城鄉差距大於沿海城鄉差距
（3）解釋：內陸國有部門主導，資源供給國企，阻礙民營發展，進而阻礙了農村收入增長
4、結論：地域起作用，但是並非是省份差距，主要是農村地區的差異。
六、收入構成
1、目的：直接分析經濟結構變化
2、分析方法：（1）直接分解；（2）收入不平等分解﹣Shorrocks分解
3、城市表現
（1）工資比重下降。1987年 工資86％，2001年 工資68％。
（2）補貼對城市不公平影響不大且相對公平，補貼減少加劇不平等；
（3）城市主要不均是收入不均。諸多解釋：下崗、人力資本回報率上升等。
（4）20﹣30歲就業機會匱乏
（5）年齡並不影響收入增長
4、農村表現
（1）1987年農業收入50％以上，糧食30％，工資性25％，企業16％；2001年，農副產品收入31％，企業20％，工資性收入42％占主要。外出打工的工資收入成為主要收入，農業大幅下降。
（2）土地不均提高，2002基尼係數0.48。
（3）2001年引發不均。農副業不均18％，但僅占農民收入10％；工資不均44％，占農民收入42％。
（4）教育資源不均，非農就業機會匱乏，需要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5）年齡對收入有影響，農村老人逐漸落後
七、結論
（一）文章結論
（1）收入不均顯著提高，且有可能低估；（2）農村地區由於非農收入；城市地區由於補貼減少、勞動力市場開放、國企改革下崗等；（3）城鄉差別與地區差異對收入不均影響存在，但是較小。
（二）展望
（1）教育在城鄉間巨大作用；（2）建立社會安全網──再分配稅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