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_哈師大小吃一條街

一、引文

2002年左右我上小學,我父母搬家到和興路的哈爾濱師範大學南崗校區旁,一直住到2016年初(也即今年),而今年7月我父母則計劃搬家到群力新區。
我在哈師大旁也算住了近15年,在讀《Foodies Remaking Cities》時,作者開篇便提及了:“美食街的食物、小吃車連接了都市的活力與多樣性。[^1]”由此觸動了我很多個人的經驗,我在網路搜索也未見任何有關哈師大小吃街發展歷程的文章,便想就此機會大致寫下我對哈師大小吃街十餘年的記憶,或有記憶的錯誤,還請后讀是文者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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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階段──小吃街的野蠻生長

(一)、概述

哈爾濱是一個相對缺乏夜生活的城市,而小吃街是我小時候印象里為數不多的夜生活,一般從晚上6點開始營業,夏天有時在12點依舊十分熱鬧,冬天則要早些,但零下二十餘度的嚴寒里依舊可以川流不息到10、11點。南崗區是哈師大小吃一條街、黑大後街等、道外區則是西八道街馬迪爾、北七道街等。
師大外除去由流動攤販組成的小吃街,也遍佈著東北所稱的“大排檔”,正如Making sense of urban food festivals談及Nottingham的食物和飲酒節依託于在地背景,“大排檔”文化也必須要散落在東北,乃至哈爾濱的背景中理解。
這些小吃街與其周邊營業時間穩定且更長的“大排檔”(夏天時常常是露天的)形成互補,直接指向的是在地居民(學生、流動人口、社區居民等,後文有介紹),爾後是慕名的訪客,在夜色裡將城市各個角落的人連接在了一起。
在大排檔的飯桌上,幾瓶冰鎮啤酒,一堆牛羊肉串,烤麵包、烤雞翅等等,一個盛夏的夜晚就這樣悄然度過。

小吃街在我搬到師大時已經初具規模,何時真正開始出現已經不可考證,但無疑,在我的小學階段,小吃街一直處於合法性的危機中。
也即,流動的、個體的、無食品安全保障,甚至是直接使用垃圾食品作為原料的流動小吃攤販們,中間或許一些供應者走了,而又不斷有新的供應者湧入,不間斷地延續了哈師大小吃一條街的活力。

如果一定要用一些詞彙形容,小吃街大概是一種粗野生長的、有著很粗糙的市場競爭性的空間,那裡充斥著各種味道的糟糕空氣、分不清有沒有地溝油的食品、人流密集擁擠的街道、汽車的鳴笛聲和食品攤販的吆喝聲混雜。
與食品伴生的,是一些盜版書籍、廉價飾品、手機貼膜、批發衣服的攤販們,各種各樣的草根性攤面以食物為核心,迎合著各色人群。

這個階段或可被註腳為一種無序的,政府還未注意,或注意到但還未騰出功夫治理的區域,它蓬勃地野蠻生長,依靠人們原始的口耳相傳而不斷壯大。

(二)、消費群體

1、學生群體
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群體」為主要消費者。哈師範附屬小學、秋實中學、哈爾濱市第四十七中學、哈爾濱三十二中學、哈爾濱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哈爾濱師範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等。
2、外來流動人口
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口」。哈師大美術學院為核心,由此校內的大學老師在校外開設藝術培訓,很多黑龍江省其他縣市的學生家長來到哈師大周圍學習藝術,備戰藝術考試(高考的另一種途徑)。

(三)、小吃街的問題與爭議

無可否認的是,小吃攤販佔用了交通,也導致了環境污染和噪音污染。
正如政治生態學所不斷談及的尺度問題,在地居民對於小吃街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較年輕的在地居民認為小吃街是下班后閒逛的好去處,而較長的在地居民則認為小吃街污染環境、安全隱患、交通擁堵等[2]。

二、第二階段──政府與攤販的游擊

市政府發現攤販對於街道的污染,所以試圖抹殺小吃街的非法流動攤販,但事實上,小吃街攤販依舊如雨後春歲般不斷地與政府治理游鬥,它們無法正面抗擊管制,但小吃車一直極為靈活的躲避著城管。
我也曾經歷過“城管來了!”爾後小吃攤販在短短幾分鐘內急速地撤離現場,留下剛剛趕來傻眼的城管,因為如果不撤離,小吃車這些相關生計的工具就會被政府無條件沒收。
然後第二天,小吃街恢復原樣,依舊混雜著各種噪音、污濁的空氣、在地居民與絡繹不絕的訪客。亦如布魯克林早期的紅鉤球場,攤販是我們真正的目的地。

三、第三階段──小吃街的相對衰落

爾後政府下決心要徹底治理小吃街,但或許也是政府力量與小吃攤販達成的互相妥協。
政府目的是使小吃街的環境更加整潔,以及流動攤販的便於管理,所以要求小吃攤販繳納一定費用以領取類似資格證或營業執照,并規劃了每個攤販相對指定的活動區塊,即「攤位號」,以此保證他們的合法經營;小吃攤販上繳資格金,然後在固定區塊營業。二者如此達成了互相的妥協。

但這事實上,這種妥協的後果是,直接打擊了小吃攤販的靈活性,降低了小吃街內部不斷湧入湧出的個體間的競爭性,提高了小吃攤販的成本。
而與此同時,雪上加霜的是,哈師大南崗校區的大部分學生將陸續搬遷至哈師大江北的新校區,這也直接地減少了小吃街的一大主要消費群體。

兩種因素所產生的直接效果是,小吃街環境有所改善,但同時伴生了小吃街的相對蕭條,早年的游擊鬥爭使哈師大小吃街成為了哈爾濱裡小有名氣的地景,它依舊有著諸多營業的小吃攤販,但早年的人流湧動卻已不復存在,小吃街原始的粗放感也消失殆盡。

四、思考

(一)、烤麵筋的在地化

烤麵筋的發源地已不可考證,一些猜測是陝西、河南等地,但無論如何,對於哈爾濱而言,烤麵筋是外來的食物。
哈師大小吃街中高記烤麵筋小有名氣,而攤主是河南人[3]。烤麵筋不僅在師大小吃街盛行,只要在哈爾濱中相對有些規模的小吃攤聚集處,你總會發現一些烤麵筋的攤面。其低廉的價格吸引了眾多尚無經濟來源的學生群體、低收入群體、獵奇的有閒階級的消費。
對於老一輩而言,烤麵筋算不得哈爾濱的小吃,但對於80後,尤其是90後的年輕世代,烤麵筋這些烤xx的小吃,無疑已經成為了哈爾濱地方小吃的一部分。
關於這一點,Zukin在《Naked City》中也多有談及本真性問題。而這種地方小吃的疊加,也正如Hinrichs在《The practice and politics of food system localization》所談及的:“通過體驗社會與味覺的改變,在地化也提高了地方對於差異與多樣性的接納能力[4]。”

(二)、小吃衛生的反身性思考

與高大上的有機食品相比,街邊的小吃無疑是不合格的,而即便是政府允許而合法化後的師大小吃攤販,似乎也沒有一個系統的食品安全檢查方案,地溝油與瘦肉精的有無,消費者並不知情。

與吳品賢、王志宏在《反身性的道德計劃?有機食品消費之銷售組織常與與引導理念》一文近似,既然有機食品或可稱為反身性的道德計劃,那對於不衛生的小吃食品,則也可以牽引出一個反身性的暫時消費計劃。

有機食品是時尚產品,街邊小吃對於外來人口、甚至在地居民或也可以算是一種時尚,二者在一些特點上或有相通;在中國大陸,談起街邊小吃,往往想到的是不衛生、不安全、地溝油、瘦肉精,因此徜徉在小吃街時,介紹行動者A來吃小吃的行動者B或商家A(乃及行動者A本身),事實上也會有一些反身性的思考告訴行動者A,比如:“偶爾吃一次能有什麼事情,也不是每天都吃,來來來,嘗一嘗地方特色啦。”而如師大學生,則或許可以進一步思考;“誒,又來啦!昨天吃的蠻好的吧,今天再來吃一點,這麼好吃,不吃真的是罪惡阿。”

這或許對於行動者的健康是有危害的,也或許有害于永續發展的探討,但亦如學界對於有機食品的思考,街邊小吃的成立也常常出於非關經濟的抉擇,而因此正當化、乃及特色化了小吃市場。

(三)、資本力量的疑惑

事實上,小吃街的沉浮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從原先的完全非法,到政府治理態度的不堅決時期,以及如今的合法化。
小攤販最終搖身變成了老字號[5],比如劉家魷魚、三和烤冷麵、葛哥炸串、孔乙己臭豆腐、章魚小丸子等。

這是一個相當戲劇性的過程,也是我居住在哈師大十餘年間所親眼見證的歷程,小吃街非法時期的興盛,與合法後的蕭條,這大抵也蘊含著小吃街背後草根精神的沉浮,從反叛到被招安。

但中國等後發國家中一直以來缺乏成熟的公民社會,資本力量也一直受制于政治力量,如果說這種招安是學界所一直在探討的資本力量的使然,我仍有很多疑慮。
我思索,小吃街相對蕭條的主導性力量或許是行政力量所推動的城市印象管理,這不是屬於市民或士紳階層的想象,也不是屬於資本力量的角力,小吃街的整治後也沒有其他大型商家的進駐,一切都一如往常,只不過小吃街的供應者合法化、精簡化了,開始符合政府對於城市的想象,但政府的這種想象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以及這種想象與資本力量所推動想象的異同點是什麼,或可再進一步思考。

[1] 原文: Gourmetstreet food, and the food carts and trucks that serve it, have come to belinked with discussions of urban “livability” and “diversity.
[2] 相關的在地居民反映意見
[3] 哈師大夜市美食攻略
[4] 原文: through theexperience of new social and gustatory exchanges, localization can also promoteincreased receptivity to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5] 相關報道:“路邊攤”變身“老字號”,哈師大小吃街美食精選

201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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