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第一次看谢宇的《回归分析》是一七年一月，最近因统计课需要，重新看了一遍。有一些常见的学界误区需要说明，也是我偶尔会犯错的^[1]。感谢李龙老师。

陆远. 传承与断裂 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M]. 商务印书馆, 2019.

五月一日至五日，我在福州、厦门旅游，于下略录。

一月一日至三日，在广西省桂林市的旅记。桂林是白先勇的故乡，确有着南国特有的婉约和清秀。

廿六日与廿七日，在广西省梧州市的旅记。梧州作为两广门户，或许文化上更近于粤而远于桂，从广州南至梧州万秀区全程约三小时。行政区划上，沿桂江可分为河东与河西，二者都属于万秀区，属梧州的文旅、商业中心；万秀区西侧的长洲区是梧州市政府所在，属行政中心；交通枢纽原在长洲区的梧州站，但南侧龙圩区的梧州南站或已取代梧州站作用。

Gislason M K. Expanding the Social: Moving Towards the Ecological in Social Studies of Health[M]//Ecological Health: Society, Ecology and Health(Advances in Medical Sociology, Volume 15).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2013.
讨论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在社会学的论文里仍然少见，这篇文章由社会学背景的Maya K. Gislason于2013年撰写，侧重于有关自然、健康概念的科学社会学梳理，她提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跨学科理论领域——社会生态学，这一理论起码不晚于九十年代（Stokols D, 1992; Stokols D,1996），并在近年被逐渐重视。

Bartley M., Blane D., Davey Smith G., 1998, “Introduction: Beyond the Black Report”,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5), 563-577.

Jenkin P., 2002,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he Black Report: A Memoir.”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6(3): 123-130.
作者Jenkin P.（1926-2016）系英国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前内阁大臣、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就职于撒切尔第一届政府期间。这篇回忆《布兰克报告》刊发过程的文章是很有趣，揭示了政策背后的政治力量影响。《报告》的出版，其时代背景是撒切尔政府上台期间。《报告》所强调健康不平等议题，其实隐含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延续，而这与削减开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悖。
在这篇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Jenkin虽是保守党政治家，但并未阻碍《报告》的出版，事实上，保守党内部就是否要削减医保开支也是有争议的。同时，《报告》虽然经典，但确有一些问题，Jenkin亦有批评。我扼要翻译了其内容如下。

Berridge V., 2002,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Report: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Wilkinson”,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6(3), 120-122.
Virginia Berridge系英国历史学家、公共卫生史专家，任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历史系教授兼公共卫生学科史中心主任，生于1946年。《布莱克报告》一般被认为是英国政府着手健康政策的发端，这篇短文即记录了1980年8月的《布莱克报告》如何进入政府议题。

Ahlburg D A, Lutz W. Introduction: The Need to Rethink Approaches to Population Forecast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 1-14.
1998年，PDR发表了一整期关于人口预测方法的反思。虽已时隔二十年，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使用的人口预测方法，实际并未脱离二十年前的手段。我做人口预测深有体会。因而这篇文章及其系列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Dennis A. Ahlburg系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该校第18届校长；Wolfgang Lutz系奥地利人口学家，曾创办合作于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奥地利科学院与IIASA的维特根斯坦人口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