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Introduction_Beyond the Black Report

Bartley M., Blane D., Davey Smith G., 1998, “Introduction: Beyond the Black Report”,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5), 563—577.
作者Patrick Jenkin（1926-2016）系英国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前内阁大臣、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就职于撒切尔第一届政府期间。这篇回忆《布兰克报告》刊发过程的文章是很有趣，揭示了政策背后的政治力量影响。《报告》的出版，其时代背景是撒切尔政府上台期间。《报告》所强调健康不平等议题，其实隐含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延续，而这与削减开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悖。
在这篇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Jenkin虽是保守党政治家，但并未阻碍《报告》的出版，事实上，保守党内部就是否要削减医保开支也是有争议的。同时，《报告》虽然经典，但确有一些问题，Jenkin亦有批评。我扼要翻译了其内容如下。

一、《报告》的背景

在谈到《布莱克报告》文本前，也许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当时事件的背景。保守党政府于1979年5月就职，致力于建立对公共财政的严格控制，减少公共开支，并为逐步削减税收负担留出空间。在大选前夕，作为卫生和社会保障的影子发言人（注：“影子内阁”系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而设的预备内阁班子，一般由下议院中最大的反对党领袖组建），我得到了同事们的同意，即不会削减国民保健系统的开支。
事实上，我在选举中保证，如果当选，我们将坚持1978年PESC报告中提出的前任的开支计划。尽管财政部试图确保削减开支，但我还是让内阁遵守了这一承诺。除了维持财政支出的计划增长外，我还要保证恢复上届政府30%的资本投资削减。然而，很明显的是，除了一个可能的情况，我不能指望财政部在内阁同意的增长之外，国民保健系统的开支有任何显著的增长。

二、《报告》如何出版

Blume教授关于《报告》发端的说明，为我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有用的方面。我被告知是Brian Abel-Smith教授，在1977年2月第一次向Douglas Black爵士建议启动一项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类似于Keith Joseph爵士关于贫困的循环（Cycle of Deprivation）的倡议。这项研究交给了David Ennals，1977年3月决定委托首席科学家组织的一个小组进行一项文献调查。Douglas Black爵士邀请了Cyril Smith博士、SSRC秘书、Jerry Morris教授和Peter Townsend教授来帮助他完成这项任务。那个月晚些时候，Ennals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了这一点：“第一步，是把已经知道的问题整合起来。”
结果，1979年大选后将近9个月，该报告才传到健康与社会保障部（DHSS）的官员手中。我的查阅也证实了Blume教授的说法，即两位教授（Morris与Townsend）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同样明显的是，与研究工作进展保持联系的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官员，变得非常关注专家组正在使用的一些方法。

（一）《报告》的问题

当《报告》送交健康与社保部时，档案显示，官员们非常沮丧。这是因为，一方面，《报告》在分析健康不平等的原因时似乎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另一方面，它提出了耗资超过20亿英镑的措施（后来估计认为更高），却没有试图评估拟议的方案是否可行，或者如果可以的话，它将实现什么。
官员们写道，这是一个“不足为奇”的结论，即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导致了所描述的确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证据总体上呈现不佳，零碎地堆积在一起，与之相关的逻辑很难厘清；分析缺乏严谨性；有很多关于趋势和国际比较的东西，却没有多少启示。一个特别的批评是对最不平等方面的过度关注，但极富与极穷的数据只占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不符合主题的证据不予考虑，“研究团队”对某一特定解释的偏爱是不言而喻的。
考虑到我的顾问们的临时评估，我最初对出版持怀疑态度。有很多官员争论是否要出版《报告》，如果要出版，该怎么做。当他们能够就此向我提出一个明确的一致观点时，他们的争论结果是，可以出版，但在某种程度上部门的争论显然偏离了《报告》中的建议。
有趣的是，健康与社保部的医疗顾问则并不那么轻视。他们提请注意《报告》中一些更好的信息、改进统计数据，以及部门有必要就一些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他们告诫道，医学界肯定会期待一个适当的后续行动。

（二）《报告》的出版

1980年5月，我收到了向部长们提交的文件。文件反映了上述广泛的批评，并将报告描述为消化了一半的数据和大规模公共支出建议的混合体。“它读起来像是一份来自于不希望承担真正职责的政党的政策宣言。（或者可以翻译成，读起来像是一份键盘侠宣言）”
提交的材料继续讨论了是否出版，并得出结论，出版是不可避免的。我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推荐的格式正是最终推出的格式，一份政府内部出版物，非常简单，打字稿、软封面。我被建议写一个前言和文件说明，其实有几个草稿（为了便于参考，我附上了一份已出版的前言副本）。部长们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顾虑，尤其是实施“病人优先”（Patients First），直到7月8日，附有我前言的报告才准备好发表。然而，我们面临着时间问题。
有人向我强烈建议，这份报告提出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不应卷入众议院目前正在审议的、有争议的提高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直到众议院夏季休会后，《布莱克报告》才有可能发表。
（休会期间）为了确保《报告》能牢牢地置于公共讨论，（我们）向100多家报纸、专业期刊和广播媒体发送了副本，并通知他可以从健康与社保部获得更多副本。档案记载，大多数报纸都把这一通知作为报道的一部分。副本被放在众议院的投票办公室和图书馆里。最初，我们低估了下院议员们在休会的头一两周需要多少份副本，以及还有更多的副本被要出，可能是这一点引发了媒体对我们试图压制报道的指责。
《报告》在休会后第一天的下议院辩论中出现。在我开始的辩论中，我说：“政府对这份报告非常谨慎是正确的。报告中的许多建议值得仔细考虑，我们正在考虑。”

三、《报告》的迷思

（一）医疗机会问题：穷富无差异

翌年三月，在Cardiff（威尔士南部加的夫）的一次演讲中，在我们做了更多的研究后，我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穷人比富裕的人获得国民保健服务的机会少吗？”结论如下所示：“《布莱克报告》认为‘是’，但他们了解解释数据的困难，并明确表示他们的结论是非常初步的。好吧，我的部门已经看了更多的证据。我们比较了卫生服务的使用总量，我们发现收入较低的人（其中更多的人可能是老年人）获得的服务往往比整个人口的平均水平高。”
经过巴斯大学（Bath University）的Collins与Klein的支持，我得出结论：“在我们确定答案之前，还需要对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进行更多的研究。我正在考虑应该进行哪些进一步的研究。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好的健康。这就是医疗服务存在的目的，当我说‘人民’时，我指的是所有人。”我附上了那次演讲的新闻稿副本，还附上了另一份1981年7月5日发布的新闻稿，其中我阐述了我们的RAWP政策，将其作为向贫困社区重新分配资源的主要手段，即希望实现三个最贫困地区的增长率是四个泰晤士河地区的6倍。
我很难接受有些将《报告》神化的段子，而这在某些圈子里流传至今。这份报告被一些左翼誉为未来政策的主要路标。尽管《报告》确实包含了一些有用的指标，其中许多已经影响到后来的政策决定，但《报告》的主旨有严重缺陷。其方法令人怀疑，其主要建议也极不现实。

（二）保守党人的澄清

我被指控隐瞒报道。事实上，我把它全文出版，把《报告》的副本发给所有相关媒体，让部门出售《报告》，且当《报告》用完时，我下令重印。
有人指责我无视那些成本更低的建议。事实上，其中许多都得到了跟进，或委托进行了研究。在《报告》出版后的接下来几年，我的继任者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引导资源流向贫困社区。
有人指责我不关心不平等。的确，我一直更关心贫困，而不是不平等。与我对Black的反应不同，我全力支持伦敦卫生规划联合会（London Health Planning Consortium）在1979年成立Acheson初级卫生保健研究小组的倡议。1981年2月《报告》出版时，我说：“大臣们非常重视研究小组的工作，他们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工作方式。由于这份报告完全针对伦敦市中心非常贫困地区的初级保健问题，我坚决驳斥我不关心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