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 Z., Vaupel J., 2009, “The Age Separating Early Deaths from Late Deaths”, Demographic Research, 20, 721-730.
张震与Vaupel在这篇论文中发展了e†(t)是否存在一个年龄阈值,在理论上可以讨论死亡率的压缩与扩大,以及讨论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与过晚死亡(Late Deaths)的问题。后续Aburto等人进一步将根据e†(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绝对年龄阈值,将根据Hˉ(t)计算的年龄阈值视为相对年龄阈值,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数理形式上予以进一步的确定。
本篇论文年龄阈值a†、以及后续aH,均可以通过Aburto等人(2019)的R代码进行复现,并在中国社会中进行实证应用,这一指标很好理解,且具有很好的数学性质,但目前国内学术界仅张震在全国层面使用,因此,省一级的讨论可以进行便捷且必要的拓展。
一、数理人口学的基础公式
在对该论文贡献及其后续进展作理解前,有必要扼要介绍已有数理人口学家们已经推导了生存函数的熵,即反映函数l(a)形状的常数Hˉ,其公式如下。这个公式连接了生命表熵与寿命不均两个关键指标。
Hˉ(t)=−∫0ωl(a,t)da∫0ω[lnl(a,t)]⋅l(a,t)da=∫0∞c(a,t)H(a,t)da=eo(t)e†(t)
(1) e†(t)=−∫0ω[lnl(a,t)]⋅l(a,t)da是Vaupel与Canudas Romo(2003)年界定的,由于死亡造成的寿命不均(Life Disparity)或寿命损失(Number of Life-years Lost as a Result of Death),可以被认为是成员年龄分布的离散情况。
(2) eo(t)=∫0ωl(a,t)da即t时刻出生时的预期寿命。
(3) c(a,t)=∫0∞l(x,t)dxl(a,t)是人口年龄结构。
(4) H(a,t)=∫0aμ(x,t)dx是到年龄a的累积风险,H(0,t)=0,其中μ(x,t)是死亡力(或者说x岁的死亡率)。
随后,根据下式,e†(t)被证明可以进一步推导为(2)式。
(1) e(a,t)=l(a,t)∫a∞l(x,t)dx是t时刻、a岁的剩余预期寿命。
(2) d(a,t)=l(a,t)μ(a,t)是死亡人数的分布,或者说在t时刻、a岁死亡的人数,d(a,t)有时也被写成f(a,t),其中l(a,t)=e−∫0aμ(x,t)dx是存活至a岁的概率,且l(0,t)=1
e†(t)=∫0∞d(a,t)e(a,t)da
二、e†(t)年龄阈值a†的公式
如上所述,通过上式及相应变换,就可以得到a岁死亡率下降时,e†(a,t)与Hˉ(a,t)的变动情况。其中,张震与Vaupel在这论文中将𝑒†(𝑡)的变动总结为下式。
k(a)=ℓ(a)1dsdes†∣∣∣∣∣s=0=e†(a)+e(a)(H(a)−1)
其证明了,其一,如果Hˉ(t)<1则K(0)<0,且存在一个a†>0使K(0)>0且a>a†或K(0)<0且a<a†。当a=a†,可以计算出一个阈值年龄。Aburto等人亦将之总结为H(aH)+Hˉ(aH)=1。在阈值年龄下的变动会减少寿命不均,在阈值年龄上的变动会增加寿命不均。或者说,如按阈值年龄分界,可以分解为年轻人死亡率的压缩、老年人死亡率的扩大,这两个部分的平衡决定了人口死亡率是压缩还是扩大。当限定在e†(0)时,也可以理解为阈值年龄前的早期死亡率、阈值年龄后的晚期死亡率,分别对e(0)的贡献。
其二,如果Hˉ(t)=1则K(0)=0,0岁时任何变动不增加寿命不均,其余年龄变动均增加寿命不均。
其三,如果Hˉ(t)>1则K>0,任何年龄变动均增加寿命不均。
事实上,张震与Vaupel通过对HMD 2009年中1840年以来5830张生命表、人类生命表数据库(Human Life-Table Database)2009年中3403张生命表的汇总计算发现,所有人类生命表均是Hˉ(t)<1、k(0)<0。当然,其他物种的Hˉ(t)有可能会大于1。
三、Hˉ(t)年龄阈值aH的公式
仍然通过第一部分提及的基础公式,Aburto等人推导了aH的公式如下,不再具体赘述。
H(aH)+Hˉ(aH)=1+Hˉ
a†与aH相比,主要在于前者没有强假定,后者假定了死亡率遵循Gompertzian定律。具体而言,a†值始终低于e0,尤其在早期人类社会,由于婴幼儿死亡率很高,a†始终也处于低值,基本随着e0的抬升一并抬升;aH则在1950年代以前一直高于e0,且二者差异很大,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开始低于e0。二者的差异表明a†作为绝对指标与aH作为相对指标,但随着现代死亡率年龄模式大致遵循Gompertzian,二者事实上均反映了老龄化趋势下的高e0的现代社会情况。
参考文献
[1] Vaupel J.W., Canudas Romo V., 2003, “Decomposing change in life Expectancy: A Bouquet of Formulas in Honor of Nathan Keyfitz’s 90th Birthday”, Demography, 40(2), 201-216.
[2] Aburto J.M., Alvarez-Martínez J.-A., Villavicencio F., et al., 2019, “The Threshold Age of the Lifetable Entropy”, Demographic Research, 41, 8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