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ary_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

我好奇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些“社会的暗面”，这篇文章主要基于澳洲新威尔士大学（UNSW）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的Alison Ritter教授的综述(2006)展开，文中会穿插一些Ritter之后的相关论文。

毒品市场（Drug markets）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有不同含义，Ritter(2006)向我们展示了五种不同的研究毒品市场的学科路径，即民族志与定性方法、经济学方法、行为与心理学方法、基于人群的调查方法、犯罪学与执法评估。研究不存在最好的方法，更多被需要的是跨学科的方法。Ritter一开始想综述一下毒品市场的研究，但她发现好像每一个毒品市场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特征，因此综述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差异反而对学界是更有价值的。
Ritter(2006)首先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毒品市场？对于经济学家可能是商品与价格（在不同层次的市场中）、市场结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对于犯罪学家可能是吸毒者、贩毒者（dealer）、毒枭或批发商（wholesalers）与制毒者（producers）的违法行为；对于社会学家，毒品市场可能是“变化中的多元的社会关系所占据的空白场域（blank space）（Tribe，1981）”

一、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民族志与定性研究

民族志试图思考个体生命经验、社会进程、文化实践与某一群体或社区的结构性变量，在其传统形式中，民族志基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力求对被研究的社会环境有着长期浸入。民族志可以勾勒市场的丰富图景（不同角色、市场结构），勾勒市集（marketplace，行动者间的互动）与毒品市场的社会与文化规范。

（一）毒品行动者的类型学

早在1969年，Preble and Casey就定性研究了纽约的海洛因市场，从此很多学者聚焦于地方零售层面的毒品市场研究；英国方面，Dorn, Murji and South在1992年做了大量的毒贩、吸毒者、警察、线人和既吸也贩者的访谈，他们概括了七种越轨模式：贸易慈善团体、互助社团、局外人、犯罪性分散经营者、投机性非正规人员、零售专家、国家担保贸易商；2004年May and Hough概括了零售市场的几种类型：封闭的、开放的、交易屋、社会网、俱乐部（半开放）。这些学者的划分标准各不相同，但技术与执法活动都是如何定义市场的重要考量。作者介绍了一个相对被广为接受的划分，即Natarajan and Belanger在1998年依据角色/任务与结构的划分，任务角色可以分为5种：种植者、制毒者、吸毒者、大批发毒枭、地区代理人；结构可以分4种：散户、家庭、社区、公司。一个理想概型即可依据任务角色与结构的交叉而产生，并进而指导包括其他学科的研究。Ritter(2006)
思考1：如果效仿Wright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那么一个基于毒品的人群划分也是可行的，即毒贩作为一种职业，其职业内部也有很多差异，由此可以产生很好的基于logistics模型的定量研究，比如，毒贩的子女在多大概率上也成为毒贩，哪种毒贩的子女更容易成为毒贩？这样，犯罪学问题与社会分层问题就结合了。但结构性数据获取不易。

扩展：作为个体的毒品行动者

（1）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网络

民族志与正式社会网络方法已经被用于概括街道毒品市场中的注射吸毒者——核心人、次要人及外部人三类，处于网络结构的不同位置，也关联着高危艾滋病行为、艾滋感染概率的不同等级。网络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艾滋病风险，并进而适当的干预。(Curtis etc., 1995; Latkin etc., 1995)

（2）作为分析工具的民族/种族

Murji讨论了​等级体系、市场与网络的模型已经被用于探索毒品分销组织及其中种族因素在毒品分销中的角色。这些模型作为概念框架去理解社会生活是恰当的，尽管并非始终清晰，但这三者都可用于分析毒品分销。作者即试图理解当这些分析要素同种族关联时有什么特点，作者质疑既往研究与政策中思考种族因素的方式，抨击既往对种族的单调性与种族是组织毒品分销中的基础的幼稚假设。种族也许是分析犯罪与合法企业的有效工具，但在比较这二者的研究中，有关到底什么是种族的细节往往是缺乏的。Murji继而提出了一些未来的研究路径与研究原则。(Murji K, 2007)

（3）类型学的发展

Coomber则认为，毒品市场目前已经不再是既往研究假设的那样了，我们需要再定义什么时毒品市场，什么是毒品交易者。作者首先抨击既往很多研究过分夸大，甚至根本荒谬的描绘毒品市场与毒品交易。依据毒品市场的形状、结构和人员，甚至观察到的毒品市场也只是它的伪装。社会供给提供了一个反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流行的视角，特别是对于大麻与年轻人的看法到底有多错误，同时，另一个证据是，“纸牌屋”作为目前流行的对毒品市场与毒品交易者的看法，需要同目前对现状缺乏足够敏感与回应的政策一起重新进行评估。(Coomber R, 2010)

3、作为组织的毒品行动者

（1）Natarajan M的类型学

贩毒组织的规模从松散的“散户”团伙到等级化的“公司式”组织，“散户”团伙更可能处于高等级的毒品供应，而等级化的“公司式”组织从事链条低等级的零售。（Natarajan etc., 1998; Natarajan, 2000)
2015年Natarajan和Belanger采用新的数据对1998年贩毒组织分类进行检验，贩毒组织两维度（组织任务与组织结构）的类型学分类仍然适用，并应用企业管理的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ies of business management）对贩毒组织规模和运作上变化加以解释，证明贩毒组织同外部环境保有结构一致性，对1998年研究进行补充。同时也提出，应对组织结构的定义进行澄清，任务分类要容纳事实，这就需要新的样本来丰富研究。(Natarajan etc., 2015）

（2）中国研究

最近二十年就，中国的火热经济不仅带来了空前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在全球的政治话语，也创造了大量的犯罪团体/企业繁荣的机会。对最近的论文回溯揭示，目前学界大量的经验研究，关注两种跨国的犯罪活动，即人口买卖与毒品贸易。其他的犯罪，尽管也具有跨国影响，但是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得益于近些年的经验研究，以往学界认为跨国犯罪活动主要是传统中国犯罪组织做的想法已经被否掉了，研究发现被卷入跨国犯罪的往往其他方面是普通人，他们利用社会或家庭网络的优势抓住了这些机会。中国的地下犯罪逐渐发展为两种路径，一种是跨国组织犯罪，另一种是基于地方犯罪组织的。两种犯罪实体在任何系统方式上都尚未交叉。(Chin etc., 2012; Dobinson I etc., 1993; Zhang S X etc., 2008)
思考2：是否可以和纽约市立大学犯罪学教授Natarajan M进行理论对话，Natarajan做了大量的、持续性的犯罪组织的类型学研究，但是西方的概念在中国可能是有问题的，比如博社村的18个团伙，是中国乡土社会里的宗族性贩毒，一定是和西方社区（community）贩毒是不同的，其中必然会存在细微差异，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似乎博社村也可以作为澳门大学Li的2017年这篇文章的反例。

（二）毒品市场的类型学

Ritter(2006)认为民族志的另一个贡献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没有单一的毒品市场”。这是其长处，也是其弊病。Dorn在1992年指出，毒品市场是一个持续性流动与变化的，毒品交易中人们的进进出出与起起伏伏，同法律的不断试探都会改变市场。
（水平结构方面）May, Duffy, Few and Hough2005年访谈了68个贩毒者、60个警察、64个社区居民，200个街头访谈并参与观察了4个毒品交易场所，他们总结了这四个毒品交易场所的特征与不同，这些场所与地方社区的关系、地方对犯罪与暴力的关心及贩毒者的行为；（垂直结构方面）Dorn1992年的研究中发现并不存在简单垂直结构，毒品的数量、价格与纯度都会影响市场交易的层次。这一理解有助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在思考供给与需求的弹性时仔细考虑其所研究的市场类型。

扩展：市场结构与市场文化

Sandberg(2012)的文章基于对大麻市场6年的民族志观察，通过对60个大麻毒贩与60个吸毒者的访谈，叙述了挪威大麻经济的横向与纵向结构，并进一步区分了私人的、半公开的、公开的大麻市场。作者认为，在大麻经济中最重要的文化性影响是私人市场中非商业性大麻文化（non-commercial cannabis culture）与公共市场中的暴力街道文化（violent street culture），他们同普遍的市场文化共存。正是对市场与市场文化的区分，作者揭示了非法毒品市场是如何运作的，不是自然的，而这也是为什么在非法毒品市场的研究中，经济社会学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因。(Sandberg，2012)
Sandberg认为，大麻经济部分是常规性经济，比如理性行动者追求利润，但在大麻经济的街道市场与更高市场，是受暴力与犯罪文化支配的。许多毒贩与吸毒者是朋友与非商业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可以概括为大麻文化(Sandberg，2012)，在这种文化中利益是次要的，贩卖身份是被拒绝的，如果某个向朋友或在街道贩卖的低层次毒贩想在大麻经济中向上流动，他必须熟悉差异极大的不同文化。
目前仍然很少有对犯罪市场的研究，尤其是民族志研究，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也很少。作者则努力弥补了毒品市场研究的研究空白。文章结构首先是对既往毒品市场经济研究的回溯与批判；继而陈述大麻市场的水平与垂直结构，区分三种层级的大麻市场：公共、半公共与私人。主要的研究问题是：哪种文化形塑了大麻市场？这种文化如何形塑市场与市场行为？这一文化起源于哪里？这一研究对经济理论有何影响？

扩展：加密网络中的在线毒品市场

第一个案例如下。(1)背景：对于毒品市场而言，加密市场的出现是重要革新，它将毒品的买卖双方聚集在一个“隐藏的”公共在线市场中。作者想理解的是，加密市场中毒贩与买家是如何看待被发现、被逮捕的风险问题，并如何降低风险？(2)方法：作者分析了目前最大的暗网市场，丝绸之路论坛上买家与卖家的交易留言（600个样本），应用Fader的2016年的研究框架，理解毒品交易者们如何通过“离线”来降低被发现与逮捕的风险：降低被关注度、降低交易额，及风险分配。(3)总结：暗网市场作为“非法资本”的共享社区，提供了广阔和低成本的信息访问，使毒品市场的参与者们能更准确地评估被逮捕的风险，执法者与贩毒吸毒者都可以获得大量有关毒品市场的情报，这一方面会加速非法毒品市场的创新，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执法反应的发展。(Aldridge J etc., 2017)
第二个案例如下。(1)背景：作者通过对暗网毒品市场社区与交易的民族志分析，探讨了暗网中毒品分销与消费的内在价值。借助对暗网市场用户的访谈，作者分析了暗网作为使用者眼中具有道德、同理心、信任、互惠、知识转移、降低危害及自我限制的空间。 作为人类学概念的“交易道德”是作者理论方法的核心。(2)总结：在线毒品市场并不是一个致力于供求规则的完美市场，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建设性的社区，可以谈判毒品的买卖。在这些在线毒品社区中的参与具有实际影响，比如会改变吸毒者的毒品类型，改变了贩毒者们街头毒品的供应方式。这些价值观和行动，协调了在线行动与离线世界，事实上，互联网活动的动机和过程与离线行为一样“真实”。(Masson K etc., 2018)

（三）毒品市场的文化、政治研究

Ritter(2006)谈及Wendel and Curtis在2000年研究了自1960年代使用的“海洛因图案的邮票”，作为海洛因文化的毒品邮票，实际上促使使用者寻求’好的’海洛因……建构日常生活……提供著名事件的叙事等；Fitzgerald and Threadgold在2004年利用社会符号方法，研究了海洛因街道市场的空间实践（如讣告、肢体接触、呕吐物、身体与血），认为我们对于偶遇的街道毒品市场的恐惧，并不是对毒品的恐惧，而实际上是对理性世界解体的恐惧。
此外，民族志在对地方市场的研究中也很有用。比如Maher在1996年与1998年对澳大利亚地方毒品市场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的地方市场存在不同，比如“一半”的含义，相对于亚洲市场，澳洲市场的一半是不足重的。这些研究揭示了其他学科可能忽视的，不同市场中对一概念的定价、单位与一些潜在错误实际上存在不同。

扩展：吸毒者的身份研究

This the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eople who sell heroin in the Footscray marketplace actively engage in a range of exchanges, for a range of purposes – subsistence, the creation of identity, the pursuit of prestige, reciprocity, social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profit-making. My account, therefore, repositions drug users, challenging their stigmatisation by revealing that,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they struggle with many of the same challenges that confront us all.(Dwyer R, 2009)
此外，我联想到了吸毒民族的政治框架研究(刘绍华, 2016)。

（四）扩展：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学定量方法

1、国际研究

Bright(2012)等人认为，目前对犯罪组织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虽然较少但在持续增长，并已提出了一些有关毒品市场运作的有价值的洞见。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前提是团体数据中个体间具有关联，可以通过罪犯数据库、手写或电子的监视笔记、警察的审问纪要及庭审纪要获取数据，这些数据无疑是昂贵的、费时间整理的、难以获得的。作者则通过一卷本的法官量刑意见（judges’ sentencing comments）来证明社会网络分析法确实是灵活实用的。免费、无需伦理审查而可公开获得的，庭审结束即可获得，这种方式更容易取得，并且可以成为正规数据的廉价替代数据。作者使用的法官量刑意见，是根据1990年代澳大利亚一系列涉及冰毒的制毒与贩毒的犯罪团伙的庭审案例抽取而来。可行性即能够做一个社会网络图，并能依据替代数据做几种定量测量，实用性即可以通过这一分析提供澳大利亚冰毒市场的犯罪团体的结构与运作逻辑。
思考3：用卷宗，把公开的、文本的判决书，整理成数据来做社会网络，可以解决找不到数据的问题。

2、中国研究：定性多定量少

不同于既往研究专注于个体成员的特征，作者强调贩毒团伙的人口学与社会经济特征，及基于犯罪网络的关系类型。作者通过分析中国几个省份中级与高级人民法院的144个犯罪团伙卷宗，作者发现中国贩毒网络中的罪犯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高度同质性，同时，大多数中国的贩毒团伙是小型的，并缺乏垂直的角色结构，但男性越多，垂直的角色结构就越有可能。(Li S D etc., 2017; 王钢,刘猜, 2015; 刘赫, 2018)

二、经济学研究

国家毒品与犯罪局表示“我们对于毒品市场在国家、地区与全球尺度上的结构与动力机制仍然知之甚少，非法毒品作为暴利、隐秘与跨国市场的中心商品，尽管违法，这些市场仍然遵循一些基本的供需规律。”市场作为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常规经济的很多规律仍可以应用在非法市场中，比如一些概念：供需曲线及其互动、买卖者的数量、生产的持续性程度、花费、准入门槛与退出门槛的难度等。经济学最基础的供需曲线相交即市场平衡，“海洛因市场存在供需曲线与规律，多少吸毒者想买与多少贩毒者想卖，达成了市场价格。”经济学也关注参与市场中的理性行动者的动机、机会与决策。

（一）Ritter文：供需关系

经济学提供了全面的思考路径，（1）比如传统经济学框架里，市场结构的类型学（完全竞争、寡头竞争、寡头垄断(oligopoly)、垄断竞争(monopofy)等；（2）再如，研究毒品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确定市场的边界，对反垄断案例（anti-trust cases）的合法经济研究，通过“假设垄断”提供了对市场边界的测量方法，同时也有对市场真实地理的界定研究。将这些既有研究概念应用在毒品市场，可以更好的帮我们理解市场的特征与边界；（3）再如，农业经济学对作为经济作物的海洛因，应该也有启发。当然，毒品市场确实还是存在特殊性，其实也会反过来扩展传统经济学的内容。
概括而言，经济学对毒品市场的研究可以分为：（1）供给侧，如市场结构、定价协商、利润、引进与分发系统；（2）需求侧，如消费、价格支付、价格弹性、交叉价格弹性。（3）有关毒品的政策分析

1、需求侧的经济研究

价格是毒品市场的核心要点，Caulkins and Reuter (1998)认为价格数据可以用来检验一些有关毒品市场的假设与特征，他们提供了一些可靠的数据统计。Manski, Pepper, and Petrie (2001) 则总结了获得可靠数据的困难，如缺乏可靠的价格数据、价格的传播性、其他花费的重要性、缺乏定量数据、消费者内部异质性、交叉弹性、毒品使用的动态性、毒品的异质性等。
经济学家们已经通过使用经济学技术的具体价格分析，证明需求对价格存在很大影响。比如分析可卡因、海洛因与大麻自1975到2003年间的真实价格，展示了美国可卡因与海洛因价格的降低，但大麻却有着不同的趋势，呈现了阶段性摆动与总体上涨的趋势。其他经济学研究强调了大麻的价格弹性、补充物与替代物。当然，之所以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是大麻研究，很大原因是因为大麻的人口层级的消费数据更好获得，其他毒品数据很难。

2、供给侧的经济研究

供给侧研究侧重于毒品的生产与分发网络、涨价幅度及毒品交易经济。
美国禁毒局（UNODC）2004年依据不同毒品种类，公布了全世界有关毒品的生产、掠夺/绑架、价格与消费的报告。禁毒局的报告中也包含了很多有关市场特征与运作的细节。其1998年的报告中包含了就海洛因交易中不同行动者间毛利润、价格幅度及分发的比重，毒品贩子（90%）、农民（6%）、加工（2%）、代理商（2%），理论上这一报告应该提供标准化的全球毒品贸易数据，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数据是否真实，这一报告不仅存在政治敏感，也存在诸多复杂的方法论问题。
经济学家研究海洛因的供给时，需要使用一些如美国禁毒局的报告资源，由于在资源国的监控项目，这些种植、生产与加工的数据似乎相当稳健……上述信息强调了使用这些数据时存在错综复杂的顾虑，需要经济学家们对数据的限制与差异有很高的敏感度与运用能力的要求。这也使得跨学科研究变得困难。

（二）扩展：经济学与犯罪学结合

Moeller K(2018)认为，经济学与犯罪学就毒品市场的研究一直存在分歧， 经济学家一直专注于抽象层面的市场建模，而犯罪学家则集中精力于发生在独立街道市场的犯罪行为。作者通过社会嵌入论视角，将有关毒品市场的经济学与犯罪学研究结合起来，关注参与者如何减少由于产品本身的非法性、产品质量信息的缺乏性，及交易人可信度的缺乏性而导致的不确定性。社会嵌入论与交易成本经济学并不矛盾，而更强调长期人际关系和信任的重要性。作者使用这一研究框架，为在毒品市场中所观察到的经济犯罪行为提供了一种中层解释：即价格如何偏离了竞争性均衡、代理商如何发展和维护人际信任，及平衡安全问题的竞争力。

三、心理学研究：行为研究与心理研究

Ritter(2006)基于经济学视角对行为与心理研究做了区分，但其实行为研究在很大程度同行为经济学是重叠的。行为选择理论（如理性偏好、贴现与补偿双曲线等）已经发展多年，虽然很多学者批评行为选择理论过于普适，但毒品市场的确是可以用行为经济学路径研究的，尤其是选择与价格的关系。对于普遍存在的多药滥用现象，行为经济学也许可以很好的理解在潜在有多种毒品的地方毒品市场中的购买选择问题。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交叉弹性、互补品、替代品是关键概念。这些论文同时在经济学与心理学领域探讨，最近的例子就是英国学者对酒精、安非他命可卡因及摇头丸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四、流行病学研究：人口调查方法

Ritter(2006)认为流行病学对毒品市场的研究贡献主要就是其对人口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人口调查的优点在于其应用了人口与调查抽样技术，收集并校订了大规模数据，但缺点在于数据收集方式并不是基于某种有关毒品市场的理论，收集的变量、收集数据的方法可能不是很适合市场研究。

五、犯罪学与地理学研究：犯罪学与执法评估研究

（一）犯罪学研究

Ritter(2006)认为犯罪学理论包括如社会控制、社会规范与日常活动理论（犯罪机会理论）。如Gruenewald, Freisthler, Remer, LaScala, and Treno (2003)基于人口与空间特征，应用地理空间模型预测了暴力行为。“潜在犯罪”，即犯罪发生的可能性，是一个关于人口特征与空间特征的函数公式。如Mazerolle, Kadleck, and Roehl (2004)应用聚类分析识别了毒品交易场所，这些不同的毒品交易场所是由于环境特征如警察服务、商业化或社区活动程度、街道长度、公民活动与公民失序。如Eck（1995）是目前对零售毒品市场的地理犯罪学分析中被引用最多的，他的研究论述了由于不同零售毒品市场的地理模式所导致了不同市场类型（熟人交易与生人交易），模型的核心是购买者获取与销售者安全的平衡。Eck认为零售毒品市场的地理模型进一步厘清零售毒品市场的类型学，并更好的理解政策选择的影响。
此外，我查阅犯罪地理学研究，也很有趣，如卓蓉蓉等(2017)写的犯罪地理学研究综述，目前这方面国内是广州大学在做。

（二）执法评估研究

执法评估关联着数据资源，在地方、省、联邦与国际层面都有大量的关于毒品市场运作的信息，大多数并非对外的，不过大多数西方国家会有执法部门写的年报（比如澳大利亚的ACC），这些报告通常会包含进入、扣押与犯罪行为的信息，这些数据可以影响关于毒品贸易的经济分析。执法评估并不必遵循理解毒品市场的某一特定理论方法。

六、讨论

民族志与定性研究可以很好地捕捉地方毒品市场的运行细节，但是也很难扩及到更一般的市场理论，其收集的市场特征也同特定的民族志现象关联。
经济学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毒品市场运行的描述，也提供了毒品市场的一般理论，理论框架对于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假设检验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经济学也需要参考其他学科的视角来完善对毒品市场的理解，自由市场的研究不能平移到毒品市场；经济学方法也很难扩及更一般的市场理论——价格的一般分析，比如，不能抹杀毒品市场类型的多样性，或者用单一视角理解细微差异。
人口调查可以提供有关毒品市场的数据，缺乏高质量的数据，许多研究都不能进行，但调查法的主要弊端在于，这一数据的收集并非是基于某一特定关于毒品市场的理论，一些数据被不了解流行病学数据限制的其他学科学者不当使用，调查是很好的研究工具，但很少有人询问数据是怎么产生（how）与为什么这样产生的。
其他方法则通过很强的理论框架提出的方法，如行为、心理与犯罪学方法，同经济学一样，优点在于应用了理论，也许对于毒品市场研究最多的是执法评估领域，对于执法效能的评估很依赖于风险-价格框架的毒品市场分析。正如Manski et al. (2001) 指出的，执法评估需要更多的使用系统研究并在地理替代性、阻止能力与市场适应性方面深入研究，此外也有人认为执法评估需要更多地通过考虑医源性危害反思其自身，并利用生态学框架等。

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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