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 麦格罗希尔出版社, 2005.
序
推薦序 從大歷史看中國經濟改革
是序以中國何以由社會主義回到資本主義核心的市場經濟及私有制為起始，歸於中國自古以來即保有著市場經濟與私有制。
而細加考究，誠如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談及的，中國是否自古擁有市場經濟的因素值得商榷，或者說中國古代的經濟實力是否是由於市場經濟而值得商榷；而李強在《自由主義》一書中也曾探討過，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否是資本主義所獨有的核心也值得商榷，在當代這種劃分已經頗為模糊。
推薦序 解讀中國經濟實相的好選擇
評價較為中肯如實，此序之於我輩的拓展，是告知了中國經濟近二十年由落寞走向顯學之歷史，淺序之綱要，可為讀是書之路線。
推薦序 探究中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系統著作與教材
是序以為本書的意義在於指出了中改革實際從1958年開始，只是當時未能經濟性分權而走向了政治性分權。
與此同時，拉美華盛頓共識的經濟自由化並不成功，產生了諸如裙帶資本主義，東歐亦無巨大成效，俄羅斯休克療法後遺症了集權或特權經濟。
結合本序和第二章的分析頗多啟發，中國亦需重視民主與法治建設。
繁體版序言
此序說明，于社會價值考量，則應為如何尋求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點，于管理體制考量，則為如何協調計劃與市場。
此調和為轉型期所必須，亦大抵貫穿人類現代社會之始終。
原序 支持中國走向一個好的市場經濟
是序為本書之開篇，亦是我於台灣修習是課程之目的，在於愿以經濟學視角分析中國大陸改革，而不局限于社會學專業視野。
舊有以時間轉型長短為區分，今日則有美國Kornai創造本土私有與轉化國有之途徑以區分，相較前者更為有效。也即是吳敬璉先生所劃分的促進非國有生長與國有改造兩類路線，中國名義以改造國有，而實際促進非國有改革，即第二條路線，以階級的新生促進階級的需求，再繼而支持改革。
第一二章總論社會主義建立過程，因何致國家主導之計劃體制，又因何需要改革體制，繼而論述中國改革之三段過程。
第三章至第八章為各部門之改革，兩次皆以農業為起始，再敘企業之轉型，金融體系之建構，財政稅收體制由局部到全局的變革，對外開放之經濟五大部分。
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論及改革之問題，以社保、市場中政府之地位為例。
第十二章對於未竟改革之思考。
第一章 改革問題的提出
一、社會主義的發展歷程
1、源起
社會主義之產生，在於轉型時期由莊園制至古典資本主義時期，農奴解放湧入城市，為社會主義思潮之萌芽。
1510年，《烏托邦》先聲社會主義，此後之志士無外兩點主張，一是財產共有，二是否定貨幣與市場，帶有道德批判與空想色彩，而值得注意的是，受限於時代，莫爾《烏托邦》中也存在階級之分。
其中，對於黃金的憎惡與波蘭尼在論述《巨變》（又譯《大轉型》）金本位制度的崩塌有相通之處，二十世紀政治與經濟的起源在波蘭尼看來即是對於連接各國之核心──金本位制度之思考。
2、馬克思社會主義
至馬克思建立起科學社會主義，個人生產由於社會分工的分化，演變為社會生產，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自然演變，開始要求社會管理，也即產權社會化的推進。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當費資本集中達到了極限，壟斷即為生產方式變革的枷鎖，此亦為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固有矛盾，其最終將會產生自由人之聯合體，無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
但吳敬璉先生于此處對馬克思提出了兩點質疑。
一是生產社會化不盡然將導致企業的大型化，亦將可能由小企業的市場交換完成，但我于此處的疑問則是，交換成本，會是社會資源浪費，而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
二是自由人之聯合體過於烏托邦色彩，資源的稀缺性限制了聯合體的產生。
3、馬克思社會主義發展
爾後社會主義產生了分化，一派以伯恩施坦為代表，對馬克思主義修正為民主社會主義，主張漸進歷程、市場、議會制民主等，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偏離，吳敬璉先生沒有論述這一部分發展。
另一派則以蘇聯為代表，是本章的主要論述內容，以布爾什維克繼續武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為代表，其官方對社會主義的定義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國家所有制佔據支配地位，生產與需求的協調決定生產方式的發展，勞動不是商品等。
繼而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即引入了國家機器、國有制，馬克思則單純主張公有制，此為二者之最大不同。在戰時共產主義后，為緩和國內矛盾，列寧轉為新經濟政策，以市場為基礎，政府計劃相協調實現計劃性。
1924年列寧去世后，左派目的論者認為國家可以干預經濟規律，右派發生學論者則認為需要保持工農聯盟，保持市場以加速積累，史達林最終擊敗二者，將國家力量發揮極致，使列寧的國家辛迪加變成現實。
史達林所推行的社會主義理論，帶有著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批評的國家迷信色彩，批評的對農民的過分盤剝，這其中固然有這史達林極左路線的緣由，亦是俄國傳統的繼續；同時，史達林也提出差別工資以鼓勵工人，批評平均主義等與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宗旨不完全一致的政策。
二、計劃經濟理論發展
吳敬璉先生繼而對於以蘇聯為研究對象的計劃經濟體制理論進行了梳理。
最初的新古典經濟學中，「帕累托與巴羅尼」對社會主義進行了論證，MP=MC，也即價格等於邊際成本，即其最優條件與市場最優條件相同，只要生產部門可以求解社會的方程，在理論上就可以達到最優。
但在20世紀后，「米塞斯」對此質疑，缺乏市場機制無法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
以「道布的集中解決法」和「蘭格的競爭解決法」為代表進行了回應。
道布支持中央計劃價格以減少市場扭曲；蘭格則主張了市場社會主義，建立了三層次的競爭社會主義模式，中央計劃委員會依據要求制定生產資料價格并分配社會所得，產業管理部門支配各產業發展，最底層企業則根據中央給出的價格調整生產。簡言之，以中央計劃模擬市場。
「哈耶克」對此回應，咨詢不完全與消費者的不確定性，揭露模擬競爭的虛假性。
六十年代，「布魯斯」在市場社會主義中主張分權模式，相對於戰時共產、蘇聯集權模式、斯密放任自由而言的第四種道路，也即可調節的市場機制的中央計劃經濟。但由此產生的問題在於市場只能在短期發揮作用而失去了長期作用，長遠而言達不到資源配置的最優。
至八十年代，從現代經濟學角度理解，計劃經濟成敗的條件是完全咨詢與單一利益主體，無疑是難於以主觀追趕客觀，計劃成本無限高，而人類固有之私慾也難以配置稀缺性的資源。市場經濟固然不能做到完全競爭市場，可相對而言會節省浪費性費用，從長遠中較計劃經濟的配置更為有效。
歸於一句話，即是「效率」最終決定了制度的存亡。
三、計劃經濟改革實例分析
於此吳敬璉先生專為論述了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國家改革，列寧及史達林體制后的改革、南斯拉夫改革、匈牙利改革等。
吳敬璉先生的觀點，概括而言即是計劃經濟的強力動員能力在粗放發展的初期可以達到較快的發展，但時間拉長后，其浪費資源的低效率弊端開始展現，因為效率而選用了計劃經濟，也因為效率迫使改革。
1、蘇聯改革
為了改革低效率，史達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向地方放權，卻沒有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實質，加劇了地方分割，且因為地方各自計劃，而削弱了原本的中央計劃體制。
利別爾曼作為理論先驅，使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任命柯西金改革，首先恢復了集團管理體制，隨後進行的改革放鬆了對企業的控制，擴大其自主權，實行核算制，但由於財政惡化而最終失敗。於此處關於「為何該政策會導致財政惡化」，是吳敬璉先生所沒有提及的。
查閱相關資料於此進行補充，此失敗之直接原因是布拉格之春對於蘇聯之刺激，而深層原因是新經濟體制曾然將自身束縛在計劃經濟範圍內，使企業管理依舊充滿著行政性，企業就業人員的膨脹、內部分配的不平衡使工人積極性較低等，其根本缺陷是僅僅對史達林體制修補，而未突破。
之後的改革則較柯西金改革遠為保守，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未能認識到計劃經濟必然導致外延增長方式，而轉為內涵增長方式必須依靠市場的競爭。體制限制了技術的進步，缺少需求動力，使技術更新、企業更新在計劃經濟中頗為困難。
儘管之後為了更全面把握社會而採用了現代計劃計算系統，但由於社會變化之快速，非現有科技可以追趕，以及粗放型發展的放緩，發展陷入停滯，以至於積重難返而崩潰。
2、南斯拉夫改革
南斯拉夫最初擴大企業自主權，后實行市場社會主義，但產權制度上屬於集團所有，而追求短期利益忽視長期發展，且因為市場發育不良、缺少社會監管，繼而提出以契約社會主義糾正市場混亂，但行政力量與市場的勉強結合，使計劃與市場都失去了作用，近似于封建式管理，自治省的擴大導致了多中心國家主義，割裂了國內市場。其最大之啟示，即為避免過於強化地方分權。
3、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改革
匈牙利之新經濟政策中市場價格與固定價格並存，允許成立小型企業等，但體制缺陷並未克服。
波蘭高速發展戰略導致了1980年團結工會的衝突，間接影響了中國八十年代的種種風波。
捷克斯洛伐克則屬於徹底的市場改革，但布拉格之春因蘇聯干預而失敗。
四、計劃經濟改革轉向類型
總覽各國改革，其共通之處即在於單純的計劃經濟體制因為固有缺陷必須轉向市場。但一個疑問是，自由市場週期性的波動等固有缺陷又該如何解讀。
在這種市場轉向中，如序言中著重強調的，存在兩種方式，一種如休克療法，加速國企私有化，另一種如漸進培植本土企業，有機發展戰略。
五、中國改革問題之提出
中國建國前的計劃是大約十五年逐步過渡社會主義，但1952年后行動方針轉變，開始著手進行改革，1953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至1956年，廢除了農民家庭農場，實行了合作社及實現了公有制經濟基礎。
其轉變之原因，一是因為毛澤東之前的團結力量之托詞，二則是直接現實的朝鮮戰爭爆發，西方的封鎖迫使中國必須迅速工業化，蘇聯的粗放發展先例與中國行政權利支配的歷史傳統，促使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提前改革。
而建成計劃經濟后，孫治方、顧准等經濟學家批評，主張市場取向。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並非沒有意識到蘇聯問題，1956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結前，劉少奇、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等分析，中國計劃經濟之弊病在於權力過分集中，提出了向地方企業放權讓利。
但由於政治事態演進，1958年的經濟改革背離了宗旨，經濟性分權路線變為行政性分權，此亦為中國之第一階段經濟改革，後來改革之先鋒。2016.3 台灣中山大學
第二章 中國大陸改革戰略的演變
《十大關係》后，中改革歷經半個多世紀，至今未盡。而是章最為重要的，大抵是行政性分權至企業放權讓利至雙軌制至86年爭論等。
一、 行政性分權（1958﹣1978）
1、改革進程
原本的計劃是向地方企業放權讓利，但因為政治事態的擴大，轉為向地方政府放權，1957年對南斯拉夫與蘇聯的批評，大躍進隨即展開。
改革的重點也轉向各級政府的權力分割，具體下放了計劃權、企業管轄權、物資分配權、基礎建設審批權、信貸管理權、財證券、稅收權與勞動管理權等。
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與人民公社共同構成了大躍進的制度基礎。但由此的後果是，很快各地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秩序混亂。
勞動管理權的下放，使得當年工人便淨增2000萬人，虛假數據盛行等。
于過去之認識是大躍進使人盲目，所以各地虛假數據盛行，而與此之收穫是，政治經濟體制為此混亂根源，是大躍進所以失敗之原因。
不顧經濟規律使1958年經濟陷入困難。
1959年廬山會議后，權力收回為中央與省市兩級控制，而政治方面，彭德懷、劉少奇等于毛澤東產生分歧，糾左轉為反右，第二次躍進再起，經濟進一步惡化。
1960年，陳雲等開始著手調整，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權力收回且更嚴更緊。
1963年，經濟大體恢復。
此後一直持續到1976年，反復進行了行政性分權的改革，1970年以備戰為目的，又導致混亂，以及再次收回權力集中管理，陷入了一放一收的循環。
孫治方曾對此做出批評，認為向企業放權讓利才是提高國民經濟效率的途徑，單位從理論進行系統說明。
路徑依賴，以致這種行政性分權的改革主張，一直持續到了80年代中期，經濟學界才開始區分行政性分權與經濟性分權的不同。
2、行政性分權評價
分權性計劃經濟，導致政出多門，而更易混亂，并促成地方保護主義，唯以市場為基礎性作用調配資源，才能解決權力下放僵局，於此頗為有趣的是，吳敬璉先生用的是“基礎”，而不是“決定”。
但也正是因為分權，使市場得以在地區間隙中生長，鄉鎮企業依靠地方政府扶持而迅速發展，但無疑，這種發展是存在缺陷的。
二、增量改革（1979﹣1993）
1、改革進程
1976年後，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改革經濟管理體制。
中國改革經濟學的開端代表如馬洪、蔣一葦、李先念等，其中薛暮橋曾主張建立計劃指導下的總體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杜潤生則堅持農村承包制入手改革，全面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最初國企改革發展迅速，由四川開始，6所國有工廠試點，至1980年擴大至6600個，利潤占全國工企業利潤70％，局部應用了市場經濟。
但亦如柯西金改革，很快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而失敗。
在這種困境下，80年代初發生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的爭論，最後的論戰，計劃經濟佔據上風，城市國有企業改革陷入困境。
市場調節派以馬克思《資本論》中8人以下仍屬個體勞動者，是個體經濟的理論為由，為改革打開了口子。
改革轉向對農村非國有企業的培植；并利用之前一直在進行的對外開放，引入了競爭市場、貸款與直接投資，出現了相當數量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局部性市場形成。
初步成效后，開始建立試驗區，加快價格改革，實行地區推進，逐步擴大改革面。
這種培育市場企業，依託它們實現增長，被稱為「體制外先行」戰略，或稱「增量戰略」。
2、特殊的價格機制
在這種改革下，產生了「雙軌制」。
為了配置非國有經濟，對國有經濟便放開了第二軌道，即市場。超出計劃外的物資可以按市場價格售買，為非國有經濟提供了供銷渠道。
計劃外商品日益增多，市場定價範圍也逐步擴大，至90年代，計劃定價商品已不再主導。
3、增量改革評價
雙軌制的釜底抽薪手段，避免了「局部價格自由化陷阱」及休克療法的衰退，使權利貨幣化，培育了民營企業的生長環境，使市場力量增強，同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也減少了改革國企后的經濟動蕩，為後來的改革奠基。
但同時，於此雙軌制中得益的利益集團也會阻礙市場進一步發展。
而增量改革中，擴大企業自主缺乏有效的市場制約，就造成了「內部人控制」，國企財務惡化。由此帶來了國家的財政赤字，在新舊貨幣政策交接中，通貨膨脹壓力巨大。
尋租活動猖獗，尋租與設租惡性循環，貧富差距拉大，但與此有可以思考《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第2章中國與發展經濟學的內容，腐敗是否會促進經濟增長。
4、疑問
對於局部價格自由化陷阱，吳敬璉先生沒有詳細的論述，而一筆帶過。
而增量改革中包含著整體推進的改革，時間線上也頗為混亂，不能完全屢清頭緒，只能大致分出層次。
三、整體推進（1994﹣至今）
1、增量改革期鋪墊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改革目標，提出建立價格體系、政企分開、多種經濟形勢等，標誌著從農村改革轉向城市的開端。
1986年趙紫陽以價格、稅收、財政為配套的改革設想，近似捷克斯洛伐克的先調後放，大步實行1至2年內並軌。
圍繞1986年改革方案，是否應該實行價格改革，整體協調改革論認為，計劃資源配置方式是較權力集中更為根本的問題，主張建立競爭市場、市場調節與宏觀管理組合。
而厲以寧認為應該繞過價格改革，先進行所有制改革，股份制于承包制相結合，配額均衡調節，較為保守，于10月被採用。也因此，吳敬璉認為喪失了改革時機，所有制改革不涉及資源分配方式的改革，沒有真正改變計劃經濟體制。
某種意義上，因此導致了1988年經濟危機與1989年的政治風波。
2、改革進程
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才開始進一步改革，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整體推進戰略。
至1993年，國企在GDP中佔比不足一半，但國企佔有70％的信貸，依舊是領導核心，而使體制難以健全。
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至目前似乎這種體制仍有很多不健全漏洞。
至1997年，突破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1998年，97年十五大入憲法。
2000年開始爭論，市場化需要相適應的社會政治改革，2003年后開始展開，但似乎進展緩慢。
3、疑問
因為吳敬璉先生寫下此書業已十餘年，當前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進行到了何種地步，又產生了什麼問題，則有待思考。
第三章 農村改革
一、農業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及其經營制度
（一）、農業作用
農為百事先，農產品商品剩餘產生了其他部門，並對外出口產生外匯，勞動力剩餘則支持了其他部門的發展，是為對「產品、外匯和要素」的供應，同時農民也是「市場需求」的一部分。
農業影響隨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早期較大，後期較小，爾後又重新凸顯了「生態價值」。
（二）、農業經營制度
1、制度分類
農業經營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公有制計劃」，二是「私有制市場」，經驗表明，最後前者大多轉型至更有效率的市場。
市場指向的私有制則可進一步細分為「大農場經營」與「家庭經營」兩類。
2、制度優劣辯論
因為農業與工業不同，很難計算各階段的勞動價值，這便涉及了複雜的激勵問題。
根據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很多人支持集體化優於私有化，只是因為現階段機械化還未實現，私有化在現階段仍是適宜的生產方式，但當生產力提高后，仍舊要進行改革至集體化。
於此引發了20C初的爭論，家庭農民經濟是否仍有發展空間，種種經驗表明，家庭農場制度仍具有很大優勢，較大農場而言，降低了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決策成本等。
二、改革前農業經營方式 歷史
土地改革后，劉少奇等與毛澤東等就農業發展分歧，劉少奇等支持先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毛澤東認為，民主革命業已完成，應當走向社會主義。
1952年，統購統銷政策實行。
1953年，一五計劃通過了非市場手段優先發展重工業決定。
實際上，中國建國以來的國家環境也要求了中國走上毛澤東路線的道路，為建設工業而犧牲農業，某種意義上，中國的經濟崛起，尤其是重工業崛起，與剝削農民密不可分。也因此，加強對農民控制而實行集體化，前兩年的政策為毛澤東路線的勝出伏筆。
1955年，農村社會主義開始建立。
也因此，原本1955年前，互助合作社屬於自願加入的組織，有一定的制度效率，而1955年后，社會開始強制組建。
1957年，農業生產合作社正式重組完成。
1958年，為便於領導，小舍合並為公社，爾後正式定名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實行軍事化管理。
但1959年，災荒讓農民開始質疑，中央縮小了公社規模，1961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生產小隊成為基本所有者。
根本而言，農民失去了財務的支配權力，也喪失了身份自由，幹多幹少一個樣使得農民消極怠工，並經常要求回到單幹。
三、包產到戶
（一）、1976年前
秦漢授田制、唐租佃制，一般定額租佃，至明代永佃制，業主、大租主、佃戶的一田三主。
建國后，1956年第一次要求包產到戶，被1957年反右鬥爭終止。
1959年，第二次被廬山會議終止。
大躍進后，第三次責任田被1962年七千人大會、1963年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終止。於此的一個思考是，毛澤東或許本意是好的，遏制階級分化，而也因此陷入了普遍貧窮的現今中。
（二）、1976後
「包產到戶」繞過了分階段的不易考核問題，而承包了整個流程，承包主體也轉為個體農戶，減少了消極怠工，但仍屬於個體與生產隊的合作，是考核方式的轉變，超產部分承包戶與生產隊分成。
「包幹到戶」則屬於根本轉變，不再由集體經營分配，而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轉變更為徹底。
1980年，鄧小平掌權，雙包，即包產到戶與包幹到戶發展迅速。
1982年官方政策出台。
1983年，雙包佔據了93％的比例，包產與包乾模糊化，大部分為包乾，家庭農場制度建立。
得以推行主要是因為，承包是農民熟悉的制度，且對於農民與幹部雙贏，無損其他利益集團。
（三）、影響
1、農業
農業生產增長，農村產業結構也趨於合理化，農民收入提高。
建國后，直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資產才開始擴大，獲得了土地使用權與人力資本的增長。
至1992年，95％的集體資產已經承包給私人經營。
2、非農業
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釋放的剩餘勞動力轉向了非農業，農業的剩餘資本也流入非農業，企業家精神浮現。至90年代中期，鄉鎮企業已三分天下中國工業。
（四）、問題
1984年，提高了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后，1985﹣1988年連續四年停滯，為鼓勵生產，政府出台很多政策。
1993年后，全面短缺轉為結構性過剩，又使連續數年價格下降，三農問題凸顯。
1、統購統銷制度
雙軌制在農村延續很久，定購議購價格，議購價格一般低於定購價格，是政府保護農民的價格，至1997年糧食虧損1000億元，1998年虧空2140億元。
儘管政府保護糧食市場價格，自1996年連續3年下降，農民收入連續三年減少。
1998年開始逐步市場化，四分開以完善、三項政策，要求企業收購糧食必須以國有糧食收儲企業買保護價格加最低利潤的順價糧。
至2001年，放開8省市統購統銷市場。
2002年，直補改革，將市場價格低於保護價格的價差直接給農民，不再按保護價格收購，放開市場和價格，增加了農民收入，搞活了市場。
1993年棉花減產供求矛盾，1994年三不開政策，至1999年放開價格，供銷社也社企分離，儲備經營分離，鼓勵企業與棉農直接合作。
糧棉於90年代中期都經歷了供過於求，也都在1998年前後開始進行市場化改革，好奇現在購銷體制發展如何？
2、土地制度
（1）由於使用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農民對地的不安全感，使投資主要流入非農業，地力下降。
（2）產權模糊，使用權難以轉移，規模經營受限。
（3）農轉非中侵蝕農民利益，農民也失去了生計。
吳敬璉先生認為，土地永久使用（私有化）與對其的轉讓等應制定更為完善的法律來加以保證農民利益。
對於前幾年開始出現的宅基地發展則頗為好奇。
3、稅費制度
2000年，政府開始改革農村稅費制度。
2002年，取消屠宰稅，調低農業稅。但擔憂的是秦暉教授提出的黃宗羲定律。其根本應該是改善農村社會組織，加快農村基層民主改革，村民自治。
2006年，農業稅取消，進入體制改革階段，農業稅取消對於政府大抵應該也減輕了壓力，原本的征收費用蠻多。
4、經營制度
農戶分散、季節性與市場集中、持續性的矛盾中，產生了農戶＋公司的經濟群體，但產生了諸多問題，損害了或農戶或公司的利益。
西方經驗中，出現了建立屬於自己的合作經濟組織，服務社員，鏈接市場與農場主。以美國為例，1893年成立了Sunkist，由國內至國外，原料至加工，聘用專門的經歷，分成社員大會、董事會、執行層與員工四級，市場方面專門化經營管理。
與中國20C50S時合作社不同，美國屬於自願，中國屬於強制的國家控制。
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了很多自發性合作經濟組織，國內尚缺乏較完善的合作社法律法規，合作社自身也缺乏市場化改革，需要專門化管理。
5、剩餘勞動力
發達國家農業人口，美國1985年2.2％，日本1993年5.9％，三農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是把農業人口轉為非農業人口。
於此，劉易斯提出了二元經濟模型，工人工資只要比農民高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流出人口。
改革前十年轉移迅速，主要由於鄉鎮企業戰略，爾後十年，國有部門改革停滯，1997年十五大后發展民營企業再次加速。
中國內地鄉鎮大多「三就地」政策，就地實現勞動力轉移，但缺乏集聚效應而低效，形成了三元經濟格局。沿海地區則普遍面向大市場，被證明有效，與城鎮化結合。於此想到了都市社會學中的移民問題。
中國城鎮化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2003年，十六大改革，2014年打破城鄉二元戶籍制度，2015年24省提出了明確的改革計劃表。
於此的一個疑問是，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已經過去，也因此問題顯得更為複雜，不再單純是非農轉移，還有勞動力短缺的用工荒等諸多問題。
2016.3.27
第五章 民營經濟的發展
1985年，國有制一統天下；1978年，市場改革民營企業成為國企改革壓力；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承認民營企業地位。
一、國有制崇拜確立
（一）、理論緣起
馬克思並不將國家私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目標，其基礎在於共同佔有生產資料，國家以社會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后將自行滅亡。
列寧史達林后，將國家私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史達林社會主義中，國家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高級形式，起決定作用，集體所有制是生產力水平不足的過渡階段，也即國家迷信。
（二）、中國改革前路線──史達林主義
中共七大路線計劃用10﹣15年完成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后過度社會主義社會。
1953年，毛澤東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縮減至2年完成。
1958年，人民公社直接國有制失敗，而退回集體所有制，但是仍然計劃逐步實現全面國有化。
二、國有制崇拜突破
（一）、民營經濟發展歷程
1、城市
文革后上山下鄉青年返城，如何安置成為問題。
1979年，開放個體經濟。
1981年，林子力援引馬克思8人以內僱傭仍屬於個體勞動者，初步打開局面。
2、農村
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穩固
2）、鄉鎮企業突起
早期掛靠集體所有制經濟。
蘇南地區──文革社隊企業──鄉鎮企業
溫州台州── 個體工商戶 ──私營企業
3、國家整體層面──對外開放與政策建立
1979年，《中外合資企業法》，開始吸收外商投資；
1980年，深圳、珠海、廈門、汕頭4個經濟特區；
1984年，14個沿海開放城市；
1987年，中共十三大，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的方針；
1988年，海南省經濟特區，5個經濟特區形成；
80年代末，民營經濟佔比逐步擴大，國有經濟佔比逐漸降低。
（二）、思考
為什麼中國在不變更國有主導下，發展私有經濟成功？而東歐蘇聯失敗？
1、中國大量剩餘勞動力供私企使用
2、毛澤東分權改革──M型企業社會結構──市場得以在夾縫中生長。
三、國有資本改革──突破崇拜后的發展歷程
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對公有制為主體重新解釋。
1996──1997年間，四份萬言書質疑改革＆市場取向經濟學家回應（P229），對於這部分的論述恰好我有看過吳敬璉提及的馬立誠的《最近四十年中國社會思潮》，將論述到萬言書的老左派思潮附在附錄，供老師與同學參考。
1997年，中共十五大，公有制經濟基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為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由此而來的結構調整從兩方面進行，也即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陶正和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
（一）、宏觀──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
1、實際狀況＆經濟學理論
實際上，大陸工商領域的國有資產分散，均攤至各具體工商業領域僅為1000萬元，佈局不合理。
而經濟學理論認為公共企業提供民企不能或不願提供的物品。
2、實際問題
1）、普遍效率不高，甚至虧損。
2）、難以規模經濟與技術創新
3）、公共服務資金被國企挪用
4）、儲蓄結構改變，主體從國企/政府到居民
3、實際對策
正因為國家不具有巨額資金注入，以保持國企規模。所以只能收縮國企戰線，進行戰略性重組，民間資本無力及外企不應進入的領域，需要國家資本占主導。
1）、具體方法：
（1）、國家計劃重組企業，但過往經驗發現難以優化結構而大多失敗。
（2）、資本市場重組企業，但前提條件是國企成為獨立企業，而獨立企業就要求政企分離等管理體制改革。
也即 資本市場重組──獨立企業──政企分離等管理體制改革
2）、實踐問題
如果不能實現管理體制改革，就會發現在改革開放初期，放權中小企業管理層，而導致了「內部人控制」現象，也即管理層行為短期化和侵吞公產現象。
（二）、微觀──中小國有企業改革
1、鄉鎮企業改革──明晰產權試點
1）、山東諸城 職工民主管理體制
2）、廣東順德 所有權改革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放小，但為廣泛展開。
1995年，救每一個國企──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抓大放小展開。
2、中小國有企業改革──放小政策展開
1）、方式
（1）、轉為合作制企業，產權轉讓給內部職工
（2）、轉為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3）、成為其他國企一部分/子公司
（4）、整體出售給民企/外企/合資企業
2）、問題
（1）、企業財產價格決定
方法 A 政府成立專門機構作為賣方
B 第三方評估機構
C 引入市場競爭，公開競價、出售股權份額
（2）、職工與社會保障
方法 A 賣出中扣除以前社保價格，新企業繼續支付職工
B 直接畫出一部分資金一次性支付
C 劃出部分產權給社保機構，所得紅利支付職工──最麻煩但最長久
四、多種所有制形成
1997年，確認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
國企改革中大量企業職工下崗的安置，也促成了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
至2000年，民營企業成為了市場基礎性力量。
（一）、地區案例
1、浙江
1）、原因 民營中小企業發展、剩餘勞動力湧入
2）、表現
（1）、家庭作坊與前店后廠形成了專業化市場的企業集群與特色產品
（2）、城市農村共同發展
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30.5％，農民純收入增長，至1986年省級第一
城市化上升至48.7％，2000年省級第一。
2、江蘇
1）、問題
蘇南模式的鄉鎮企業至90s初開始乏力
放小政策 A 內部人低價買入；B 股份制改革變味
2）、對策
轉為向浙江學習，產權重組個人獨資或公司製企業，爾後重新活躍。
（二）、中小企業
1、優勢
1）、吸納就業
勞動密集型企業、就業門檻低、投資少、帶動中小服務業發展
2）、創新力量
2、理論
1890年馬歇爾 集群概念
1990年波特 上升至國家層面，國家競爭優勢──集群產業
模組化──半自治系統──加快產品創新速度
五、民營企業論述
（一）、中國民營正當化發展
1、取消歧視性規定
1997年，十五大奠定了政治基礎，取消了歧視性規定。
2001年，中國加入WTO。
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再次申明。
2、改善企業融資環境
3、建設法治市場環境
4、支持企業家自組商會
（二）、中國民營扶植政策
1、1998年中小企業司
2、中小企業信貸部、利率市場化
3、減免稅優惠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法》良好環境
5、政府提供各類咨詢
各國：美國 小企業管理局SBA；日本 財政支持──促進設備投資──技術開發──模塊化生產；德國 直接──基礎設施；間接──貸款/擔保和技術開發等；韓國 技術開發等；台灣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等
（三）、民營企業作用
中國建國后，科技與西方差距變大──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比如，經濟發展所需要經濟組織與法律體系；產業革命需要商業革命的創新社會機制，比如複式薄記與公司制度。
Eg. 日美競爭，日本延續政府指導失敗，20年HDTV投資失敗，美國IT霸主地位。
趕超技術──已知而可規劃
技術創新──未知而難規劃，規劃壓抑創造力、國家單位無競爭壓力而無效率。
（四）、民營企業進一步政策建議
1）、政府應該建立有利的法律體系和組織制度，自主企業無力的基礎性研究，基於企業合作平台即共用技術開發。
2）、建立有效融資體制，而不單單依靠風投。天使投資、引入有限合夥制度、OTC與收購兼併法規拓寬風險資本退出渠道、資產擔保轉向訂單的債務融資等。
有限合夥制包括有限合夥人與普通合夥人，有限合夥人不承擔無限責任，注入資金99％；普通合夥人承擔全部個人責任，1％資金，擔憂20％﹣30％的分紅。
美國一般流程：內源融資──風險資本──IPO＆收購兼併
3）、解放專業人員，調整校辦企業政策。
4）、支持民間機構提供技術孵化器。
（五）、民營企業進一步自身建議
1、完善企業制度
1）、財產邊界清楚、產權明晰
2）、治理結構，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集團公司的中國特色，產權分封需要改造公司制；家族企業──公共企業。
Eg.“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1页。”而今傻子瓜子因家族爭鬥內耗而榮光不復。
海外華人家族企業：費孝通「差序格局」。
2、制定正確戰略
賣方市場──買方市場，過去條件消失。
波特 總成本優先、標新立異、目標集聚戰略；石茲宜的避免與其他企業擠在一個市場。
避免企業過度多角化。
3、遵守法治
雙規體制──行政權力大──尋租活動 改變。
第十一章 轉型時期的社會關係和政府職能
中國採取經濟改革西安與政治改革方式，平穩過渡，而經濟變動必然引起社會結構變動，也反過來政治改革。
一、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
（一）、轉型期社會關係緊張
1、傳統﹣現代
對於現代性的討論，貝克的《風險社會》、吉登斯的《現代性的後果》亦有諸多表述。亨廷頓認為：“現代性孕育了穩定，但現代性的過程是混亂的。”
現代性的標誌是中產階級的壯大，資訊通暢使人們的期望與現實的落差加大，而使不滿增加；而現代性過程中的利益重新分配，也蘊含著動亂因素，如何治理轉型中的動亂是必由之路。
日本戰後一直大商業，扶植小商業，對農民高額補貼，穩定了社會秩序，而這些儘管不符合資源有效配置，但平穩過渡了經濟。
2、計劃﹣市場
中國從計劃轉入，比發達國家更多加了制度變化的變數；同時，解決問題從西方的百年被壓縮為幾十年，也因此更為艱難。
（二）、轉型期社會矛盾
1、社會分配不公
中國階層結構不合理，農民比重過大，改革后不滿上升，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嚴重。
2、腐敗
（1）、概況
轉型中制度不健全，而以權謀私嚴重。雙軌制度漏洞，調撥價格與市場價格懸殊，“倒爺”“官倒”現象層出不窮，尋租嚴重。
中國貪腐嚴重，不再與道德約束減弱、市場化機制，而正相反的是，是市場機制的不健全，90年代初，商品價格放開，倒賣貨物轉向貸款與土地，由此大量的公有財被侵佔，以及導致了大量的泡沫化。
一些學者計算，此時的尋租金甚至佔了國民生產總值的20％﹣40％，腐敗損失GDP13.3％﹣16.9％。
尋租培育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團體，而既得利益團體也反過來加強了尋租機會。
（2）、產權不明晰
放權讓利改革中，企業財產分為國有和企業自有，而都歸於企業領導人掌握，承包制實質使受僱者（承包人）成為了企業產權所有人，產權實際並不明晰，所有者不在位，其與經營者制衡關係並為確立，也即內部人控制器財務，缺乏監管，導致了大量的自我交易、轉移利益，經理人腐敗嚴重。
再者，股票發行，市場價格與內部價格的差額被侵吞；信息不對稱，在證券市場極為明顯等。
3、收入差距擴大
東南亞金融危機，大陸出口減少，下崗增多，農民收入提高緩慢，城鄉差距甚至達到了6:1。
基尼係數也達到了0.49，甚至更多。（基尼係數與洛倫茲曲線，0.2以下平等；0.25﹣0.35中毒不平等；0.4以上高度不平等。）
貧富差距擴大是中國大陸進一步改革的阻礙。
二、建設好的市場經濟
（一）、改革的三種力量
行政部門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並不是宏觀調控。
80年代中期，計劃經濟尚未完全破除，市場經濟尚未完全建立，由此產生了一些官倒的心既得利益群體，此種情況，計劃經濟時代得利者、未來改革傾向者、以及官倒轉型期利益者，形成了三種力量，而這也是情況複雜的原因。
改革也因此在三種力量角力間有過兩次大規模回潮，一次是1981﹣1983，因初步改革的混亂；一次是1989﹣1991，政治風波與通脹。
因此，我們需要警惕既得利益集團借改革名義鯨吞財富，有礙民眾正確認識改革，也即獨立思考，再揭示問題之真正原因。
（二）、轉型期的社會公正
計劃經濟轉型需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中東、東歐等國家證券私有化的失敗，在轉型國家中往往不具備抵制權力資本的條件，因此需要政府的適度介入。
如何保證轉型中的社會公正，避免看守者交易值得思考。
1、《正義論》
《正義論》：“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公民的劇本權利即平等與自由，通過程序公正保證機會平等，以差別原則彌補弱勢群體。對此也有如諾奇克等人的反對，如起點公正理論。
2、轉型期的社會公正
明晰產權過程中保證起點公正。
03年有關第一桶金的罪與罰，張維迎主張對過去既往不咎，楊德明堅持追責，郎咸平則有條件赦免（用錢贖罪）。
事實上，仍需思考的即是效率與問題之間的問題，當前中國不平等是由於機會不平等造成的，需要通過市場取向的改革，促成機會平等。因此，平等與效率的改革方向實際是一致的。
市場經濟下的機會不平等與結果不平等，依然存在，則需要政府發揮職能解決。
三、政府在經濟轉型中的作用
與經濟轉型配套，政治上憲政轉型就極為必要。
（一）、政府與市場
20世紀中西都不約而同的擴大了政府權力，中蘇國家辛迪加、美國管制資本主義與西歐制高點行動。
而半個世紀后，中西亦採取不約而同縮小政府權力，中蘇改革、西方滯脹，撒切爾主義與里根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風潮。
（二）、政府的作用
市場中政府作用主要歸於三點，一是市場失靈時干預資源配置；二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三十資源再配置和收入再分配。
1、消除改革障礙
發展中國家則強調政府促進市場發育的作用，但轉型期間政府作用應加強而非削弱。改革因其屬於制度重新安排、利益調整而需要政府推行。
2、建立新體制
3、彌補市場失靈
（三）、政府職能轉變
為了防止政府失靈，需要劃分好市場和政府作用範圍，市場機制和行政手段的適當配合。
四、積極推動政治改革
（一）、改革內容
保障人民知情權、政黨分離、建立民主選舉制度、實行法治、理順政府與人民的關係
（二）、培育公民社會
全球下地方自治力量上升，民間自組織能力提升或培育公民社會當是未來的趨勢。
第十二章 結語
改革終將由局部至整體，為了保證系統邏輯的一致性，由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在90s逐漸明晰。
事實上，即便政治改革一度保守，而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已經將各階級精英納入，諸此舉措是政治制度不斷適應經濟的改革。
蘇聯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市場社會主義是註定失敗的，新體制仍然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上，而也因此中國共產黨走了自己的道路。國有制主導下，所有制多元化，突破蘇聯理論禁錮。從蘇聯引進的政治體制必須改革為建立符合社會公正與市場經濟的政治體制，實行憲政。但吳敬璉先生於此結語處提及的諸多問題業已十年有餘，依然存在，應當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