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Population Studies of Mortality
Preston S.H., 1996, “Population Studies of Mortalit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525—536.
Presto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系教授，其在这篇论文中回顾了Population Studies创刊50年以来所有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二十世纪死亡率相对早期的研究进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梳理。主要包括估计方法的演进、20世纪前死亡率的趋势及下降原因，后者又可以分为总体与个体两个层面的演进。
Population Studies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主要的死亡研究。Population Studies创刊于1947年，其早期主要刊发人口构成、迁移、人口理论及生育方面的研究，从1968年后，则几乎每期Population Studies均刊发死亡研究，如预期寿命、死因、发病率、人口增长等，仅少部分涉及政策的更多刊发在世界银行刊物。按其展开的研究脉络因而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一、死亡率的估计：间接估计方法
20世纪死亡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在数据受限情况下发展出了一系列间接估计方法。这些进展可分为两个方向，第一，死亡率的估计，第二，漏报率的估计。这些进展主要受联合国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推动，领导人物即Brass W.与Coale A.。具体而言。
第一，就死亡率的估计而言。其一，Brass W.与Coale A.在1968年The Demography of Tropical Africa一文里通过询问女性曾生子女的死亡情况，来估计婴儿死亡率。该方法后被Sullivan和Udofia、Feeney、Palloni进一步发展为婴儿死亡率的趋势估计，被Hill和Aguirre改进为询问分娩时前一次儿童死亡情况。其二，Page和Wunsch、Hill和Blacker分别在1976年、1977年开发了通过询问亲属死亡情况（父母、配偶、兄弟姐妹）来估计成人死亡率的方法，均基于Brass W.和Henry L.的工作。但成人死亡率受各因素影响，估计误差很大，上述方法中后被认为相对准确的，仅有通过询问女性姐妹分娩情况来估计孕妇死亡率。其后Palloni等人、Timaeus又开发了通过孤儿题组来估计死亡率，被认为相对准确。其三，Coale和Demeny通过构建模型生命表去估计死亡率，但该方法仍然受数据错误而高度敏感，尤其是成人死亡率会受迁移、年龄误报等影响。其后很多学者改进模型生命表，但仍很少对基础数据进行校订。
第二，就漏报率的估计而言。通过两个已知普查数据的比较，Brass W.开发了评估数据漏报的间接方法，随后Preston和Hill开发了允许假设稍微放松的方法，该方法又被Palloni进一步完善。但上述方法仍然受限于一些假设，如绝大多数死亡人口应已被登记。
二、死亡率的水平与趋势
20世纪死亡研究的另一特点是描述性研究大量存在，尽管对死亡率随时空、社会群体的描述，往往会暗示因果。就描述而言，包括两个主要面向，第一，死亡率的趋势变化；第二，死亡模式的归类；第三，分年龄段的死亡情况。
第一，就死亡率的趋势变化而言。其一，主要集中讨论20世纪前欧洲死亡率，且尤其是英国，主要是因为William Farr在19世纪英国创立的人口普查与生命登记系统，为后续分析死亡率与社会阶层和住房密度的关系提供了数据基础。也因此，20世纪（尤其是1945年至1980年间），死亡研究的主要阵地主要在英国学术界。Hollingsworth在1957年讨论了英国13世纪死亡率情况，W. A. Wrigley和R. S. Schofield在1983年讨论了1600年至1800年间英国死亡率的温和下降，解释了其时英国人口增长为何快于德、法，除英国外，日本、德国的前现代社会死亡率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其二，另一些讨论，则集中于苏联地区死亡率、饥荒地区死亡率（台湾、远东、塞内加尔）。
第二，就死亡模式的归类而言。George Stolnitz在1956年、1965年归类了19世纪欧洲、拉美、亚洲及非洲的死亡率的年龄、性别模式，Preston和Nelson总结了不同人群的死因模式，如非欧洲人群更多因腹泻、欧洲人群更多因呼吸系统与肺结核。
第三，就分年龄段死亡情况而言。整体由关注婴幼儿死亡率转向关注成人死亡率。Preston在1970年首次讨论了成人死亡率，认为吸烟是重要死因。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高龄死亡情况。
三、死亡率的群间差异解释
对1750年、尤其是1850年以来死亡率变化的解释，在20世纪人口学界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的影响，或是否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副产品，主要是群体间的比较。这其中最著名的以Thomas McKeown及后续针对其的讨论。
1955年，McKeown认为（1）18世纪英国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死亡率下降，（2）死亡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医疗措施。对第一点，Wrigley和Schofield在1981年剑桥英国人口史任务，英国人口增长主要是因结婚年龄的急剧下降导致的生育率上升，对第二点，Razzellz在1974年认为McKeown低估了18世纪天花疫苗的作用。就其第二点而言，西方国家受医疗推动作用较小被后续研究相对支持，但其余观点则基本被推翻了。
1962年，McKeown（与R.G. Record）进一步认为，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90年代英国人口死亡率下降主要是因为营养改善。随后其与同事进一步将该结论推广至20世纪的英国。该观点被广为批评，尤其是忽略了预防性公共卫生、个人健康习惯的改进。Preston在1975年用跨国数据显示，死亡率的降低仅20%能够归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随后，大量基于各国的论文进一步反驳了McKeown营养论。
其一，政府计划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抗疟疾工作、供水改善等，体现在一系列在中国、尼日利亚、19世纪法国、古巴、日本的研究。后有估计认为1930年至1945年、1946年至1960年间42%的死亡率下降是因为疟疾发病率的下降。
其二，个人卫生习惯的作用。如Guha在1993年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在印度士兵死亡率的下降讨论，由于基础设施没有明显变化，1900年前可能是供水原因，但1900年后主要是个人卫生改善的结果。
其三，新技术的传播。John Caldwell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基本是一个社会现象，而非经济、政治现象。Caldwell在1979、1983年分别在尼日利亚、印度的调查发现，受教育女性会更容易使用新技术，如果将公共卫生分为技术与资源，Caldwell更处于技术端，更多讨论了个人、而非政府，接受新技术后的死亡率下降。
四、死亡率的个体特征解释
针对个体特征而非地区的死亡率差异讨论，在1979年前仅有2篇论文，但随着1980年代世界生育率调查（World Fertility Survey，WFS）的出现，该调查关注了子女生存信息，大量相关讨论开始出现。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婴幼儿死亡率与相关社会经济特征的关系；其二，婴幼儿死亡率与生育间隔、出生顺序的关系；其三，婴幼儿死亡率与母乳喂养的关系。
就第一点，研究讨论了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城乡地区，前三个因素有显著作用，后两个不显著，且在5岁以前，死亡率会随社会经济特征差异而扩大，但地区间各因素作用存在差异。就第二点，研究讨论了较短的生育间隔与较高的死亡率有关。就第三点，更长时间母乳喂养与更低的死亡率有关，但仅限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母亲，但该论点后续被认为，可能是因为反向因果问题，患病婴儿停止母乳喂养。
五、讨论
最后，Preston认为，儿童死亡率研究应该会被逐渐淡化，在总体层面，成人死亡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个体层面，也很难再有比WFS更详细的数据。但成人死亡率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缺乏准确的总体数据与个体数据。其也谈及一些展望，如理论化健康行为、关注变量的实际意义等，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