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Lesthaeghe R., 2010,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6(2), 211—251. ***
人口转变即指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主要发生自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国家，以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其余国家。但是人口转变因起始时间不同，以西方为代表，其人口转变历程已经超过了已有理论的解释范围。Dirk van de Kaa与Lesthaeghe因而在1986年首次提出需要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理论，旨在描述持续性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一系列居住安排、婚育脱钩、以及非静止人口现象。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部分特征，早期出现在1950年代，以美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主，主要是离婚率的攀升；1960年代以后，战后婴儿潮开始回落，初婚年龄推迟、同居增多（无论是婚前同居、还是离婚丧偶后同居）；1980年代以后，其余西欧国家也开始了类似进程，千禧年后法国、英国近40%的新生儿为同居诞生。
当然，SDT受到了很多批评，主要包括五点：第一，SDT只是人口转变的延续（Cliquet 1992）；第二SDT仅仅是人口转变的第二特征，或者说只是生活偏好的变化（Coleman 2004）；第三， SDT可能仅仅是西欧国家的特征，尤其是东欧国家的变化可能仅仅是市场转型动荡的产物，美国则可能有基督教文化而例外；第四，SDT过份强调了家庭转变与生育率间的关系，尤其是同居；第五，SDT无法解释更替水平下低生育的极大空间；第六，SDT具有普遍性么，亚洲国家呢？Lesthaeghe的这篇论文即试图回应上述问题。

一、SDT是否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延续？

在这一节，Lesthaeghe首先谈及了SDT理论的三个来源，即Philippe Ariès（1962）的生育动机理论、Easterlin（1973）的生育周期理论，乃及最重要的马斯洛的需求理论，马斯洛理论使SDT根本性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结构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等，使人口不再仅是对物质环境的反映，而是与非物质（如文化）环境相关联。
进而，Lesthaeghe通过就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在婚姻制度对比、生育率对比、社会制度的三个层面进行对比，指出两次转变所对应的制度基础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当然是基于前者，但二者有截然不同的制度逻辑，不能简单地被混淆为一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的最末尾即五十、六十年代婴儿潮，是物质满足后的婚育；但是第二次人口转变，伴随着避孕革命、性革命、性别革命三个革命，底层价值观念完全转变，婚育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换言之，婚育逻辑已经从马尔萨斯过渡到了马斯洛。

二、SDT是否仅是北欧与西欧的特征

Lesthaeghe在本节讨论了中欧、东欧及南欧的转变差异，认为SDT在欧洲已是十分普遍的。在1990年代以前，这一议题仍然有争论，但千禧年后的数据逐渐显示这一争论已无必要。
第一，东欧剧变不能解释后来的中欧、东欧的持续性走低，Lesthaeghe将走低总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映，尤其是自我实现文化的反映；第二，SDT仍然可以解释南欧，但是南欧有一些变异，主要是婚前与父母同住、婚育强关联两方面，使SDT的解释维度少了一部分，这背后是文化方面的差异，南欧强家庭纽带、北欧弱家庭纽带，但即便如此，以非婚生育为指标，南欧也开始了转变历程，只是相对而言，北欧、西欧的转变最早，南欧，尤其是东地中海沿岸国家相对滞后，当然，北欧仍然没有完成彻底转变，因为婚育仍然有很强关联，但也越来越脱钩，非婚生育的比例没有停止增长的迹象。

三、SDT的模式异质性：三个要素组合

Lesthaeghe在本节讨论了SDT理论并不是一个固定解释，在各国存在较大弹性，这一弹性主要取决于三个要素的结合，即是否有同居增长、是否有初育推迟（Postponed）、是否初育推迟后有回弹（Recuperation）。
Lesthaeghe首先讨论了前两个要素，其有如下特点：二要素有异步性、二要素受不同因素影响。
首先，第一，时间上，同居增长与初育推迟未必同步，如北欧、西欧基本同步，但在南欧二者大约差二十年。第二，空间上，同居增长与初育推迟也未必同步，以美国为例，其各州可能处于三个不同阶段，即最先锋的州中二要素中的其一已有很大进展，居中的州中二要素仍处中间状态，滞后的州中二要素尚未开始；以比利时为例，其各地区间1970年前的同居增加或初育推迟进程，呈现了与早期世俗化进程极强的相关性，尽管其1970年后与早期世俗化并无强相关了，但仍与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就业程度有关。
因此，就新家庭模式与生育推迟而言，美国部分分离、比利时完全分离，都显示了同居的增加与世俗化程度、现代化价值观（道德限制）有关，但生育推迟则更多受经济考虑的影响。换言之，二要素受不同影响。对此，Lesthaeghe同时举证了一些经验调查数据，可以总结为，第一，世俗化、反权威、个人主义取向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同居及非婚生育行为；第二，同居无孩者一般会有最非传统的价值取向，从未同居且有生育者一般有最传统的价值取向。
随后，Lesthaeghe就初育推迟可以进一步引申至第三个要素，即是否初育推迟后有回弹。这主要在于总和生育率存在两个测量，时期TFR（period total fertility rate，PTFR）与队列TFR（cohort total fertility rate，CTFR）。一些国家虽然有生育推迟，表现为时期TFR下降，但队列TFR保持基本稳定，时期TFR会回弹，以北欧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为代表；另一些国家则队列TFR持续下降，时期TFR不会回弹，以地中海国家、西欧德语区国家为主。TFR是否回弹，取决于历史、当前环境及各国政策。
总体而言，就初育年龄而言，SDT价值观指标越高的国家、妇女初育年龄越晚、初育推迟时间开始越早；就时期TFR而言，SDT价值观指标越高、时期TFR越高。前者不难理解，但如何理解后者，就需要合并前文提及的初育推迟与生育回弹两个要素，一方面，更长的教育、自我实现的文化，二者导致了推迟，传统家庭模式与性别关系（强家庭、弱家庭）、组织与福利制度（工作与家庭是否平衡、生育成本如日托或津贴等）决定了是否回弹。因此，尽管SDT价值观是否会降低TFR，取决于是否有回弹，而SDT价值观指标较高的一批国家，有很好的福利制度保证了回弹，SDT价值观指标较低的一批国家，福利制度则未能促使回弹产生，因而导致了一种割裂的相关性。这即是SDT模式的异质性。

四、SDT与非西方世界

Lesthaeghe在本节讨论SDT是否能够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其尤其强调，是否扩展取决于SDT的四个关键特征：低生育率与推迟婚育的关联、婚龄变化与女性自主权变化的关联、婚前同居开始被广泛接受、宏微观均有人口特征与价值观念的关联。
Lesthaeghe考察了亚洲各国。第一，低生育率与生育推迟有关，且不存在反弹，受数据限制，台湾、韩国没有早期队列数据，但香港、日本均遵循了地中海国家模式（Mediterranean pattern）；第二，亚洲各国尽管同居生子很少，但因孕结婚（Shotgun Marriage）很多，且同居日益增长，日台均约有五分之一人群有婚前同居史，考察了日本、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及韩国。第三，SDT相应价值观念指标与初育推迟的关联在微观层面得到印证，考察了日本、新加坡及韩国。
但是，Lesthaeghe更多聚焦在四小龙及东南亚国家，对照中国的婚龄持续推迟、婚外生育比例极低，中国形式可能更加严峻。

五、结论

因此，Lesthaeghe得以回应了开头的几个问题。第一，SDT不是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延续；第二，中东欧国家1990年代的变化不仅是市场转型的产物；第三，SDT扩散到了非北欧、西欧的其余欧洲国家；第四，SDT理论各要素是是有机整体；第五，SDT已经扩散到非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