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抑郁症者生命体验的兴趣十分偶然，主要是我的朋友Lu-Yao作为抑郁症者，近来同我的倾诉，我同情她的境遇，如朱津（Zukin）在她的博士论文写作中曾谈及，"我是一名社会学家，我有义务帮助他们。"虽然媒体已有多年的去污名化努力，抑郁在中国社会仍然是相对耻感的话题，在我们的经验中似乎存在一个吊诡，即愈发广大的抑郁群体与仍然羞耻的抑郁身份。在逐渐与抑郁者的深入接触后，诚如黑塞在《荒原狼》后记中的独白："只有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在中国社会从乡土向现代的疾风骤雨式变迁中，学界也往往忽视了大时代下微弱个体的生命经验。
这是一次同学问我如何做理论对话的回答记录，我以为对其他同学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回答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自我立场的梳理。
Ingram P, Silverman B S.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In an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122(3): 755-797.
(1) Theory: There has been prior attention to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ulture and structure, most prominently with regard to networks. However, the energy has mostly gone into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networks on culture.
(2) Case: Our empirical analysis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forces behind entry into 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how those forces changed around the abolition movement. In other words, we ask, what makes a trader become a slave trader?
(3) Questions: Whether or no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e depend on Culture?
A. Social Influence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B. Status and Entry to the Slave Trade
我以前常感觉理论好像和现实是割裂的，如果我们做研究，理论是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但近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理论和哲学理论不同在于：（1）第一，社会学理论是为了经验研究的，如果这些理论不能用于经验研究，我觉得这个理论就玄学，就不是社会学的。（2）第二，社会学理论一定是可以在经验中得到发展，也就是能够做理论对话的。
当我们谈社会理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玄学，所以我上周末和龙哥一起看Weber，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回去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是我和龙哥学科背景不一样，我本科是社会学的，龙哥本科是博雅的，所以我们在看理论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很正常。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个分歧可能也在于一篇论文已经指出来的，这篇论文来源于孙宇凡的推介，他有一段话我觉得很有裨益。
Cockerham W C.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M]//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127-154.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并在这一论述中强调布迪厄在这一议题上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布迪厄从未出版过健康或医疗社会学的书，但他的很多想法，特别是惯习（habitus）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如社会、文化）在健康及相关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模型。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其承认结构在形塑并决定人类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角色。在健康社会学及更普遍的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衰落、行动者取向理论盛行了几十年后，这一方法转回了有结构意识的方法。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东方出版社，2005.
当我们在读拉图尔（Latour）的《科学在行动》的时候，拉图尔所使用的网络概念同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s Analysis）学者们所使用的网络概念是相同的么？因此，我写的这篇文章亦可称为《何谓网络？关于ANT与SNA的讨论》。
我在查阅了国内论文后，发现二者的对话仅有一篇今年刊印的一页文章（李晓冉，2018），国内对拉图尔的大量讨论仍聚焦于ANT（Actor-Networks Theory）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方面（郭荣茂，2014；刘文旋，2017；郭俊立，2018），学界对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辩证是十分具有意义的，但过多的形而上讨论，是否也忽视了拉图尔在经验层面的贡献。
因此，我认为拉图尔的网络概念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并试图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似是而非，即网络概念在行动者网络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使用是一致的么？如果不是，这其中到底有哪些差异？我将主要借助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学的维泽克教授（Vicsek etc. ，2016）与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文图里尼教授（Venturini etc. ，2018）的论文展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即ANT与SNA的概述、ANT与SNA的整合，及ANT与SNA的未来展望。我认为，ANT与SNA的对话有助于彼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我好奇学术圈怎么研究毒品交易，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些“社会的暗面”，这篇文章主要基于澳洲新威尔士大学（UNSW）社会政策研究中心(SPRC)的Alison Ritter教授的综述(2006)展开，文中会穿插一些Ritter之后的相关论文。
我的兴趣点在社会分层与政治社会学，所以当我看贝克（Beck）的《个体化》理论时，我其实会更关注这个理论与经验如何关联。如下的两个问题贯穿了我思考的始终，我将尽力在本文予以一定的回应。
第一，当贝克说阶级已死（Zombie Category）时，我们应该如何思考“阶级”这一概念，“阶级”概念真的死了么，阶级分析学者（如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等）如何看待，贝克又如何回应？
第二，如果诚如贝克所讲，贝克的个体化路径是基于德国的经验，那么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会复制欧洲经验么？还是说中国的个体化是不同的，不同又体现在哪里？欧洲社会与中国社会如何重新整合？
本书的中文翻译缺少了6节原文，但数据收集与处理方面是完整的。
诺曼・K・邓津, 伊冯娜・S・林肯, 邓津. 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