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Ronald Freedman, 1990,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The Third Wor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10(1), 33—43.
Freedman系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建立了密大的人口研究中心，曾是美国人口学协会会长。撰写此文章时已退休。
Freedman在这篇论文认为，第一，家庭计划项目是在1960年至1990年间迅速发展而来的全球性政策，在1990年时，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LDCs）已建立了致力于提高家庭福祉、降低生育率的家庭计划项目；第二，60年代以来的生育率下降，除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外，同期开展的家庭计划项目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举例了快速发展经济体（台湾）、适度发展经济体（中国、印尼）均有显著下降，而欠发达经济体（印度、巴基斯坦、撒哈拉以南非洲如苏丹）虽然由于传统家庭制度，仍有较高生育率，但在一些家庭计划政策试点区（孟加拉Matlab试点、肯尼亚Chogoria试点）仍有显著下降。
文章侧重家庭计划项目的成果介绍，可结合晚近《全球家庭计划项目30年》一书第一章（Sinding，2007），、Goodkind（2017）及其后续争论进一步理解人口政策的历史、作用，乃及回顾人口学的学科历史。具体而言。

O’Neill B.C., Balk D., Brickman M., et al., 2001, “A Guide to Glob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Demographic Research, 4, 203—288.
这篇论文的前三个作者O’Neill现系马里兰大学全球变化研究所主任，撰写此文时在布朗大学，其近期工作主要是评估气候与人类系统；Balk现系CUNY人口所主任，撰写此文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其近期工作时城市化、健康与环境尤其是气候变化；Brickman现系纽约科学学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生命科学系主任，其近期工作时健康、城市化研究，撰写此文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该论文概述了2000年以前人口预测的基本方法，尽管与最近廿年的发展有所滞后，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Sanderson W.C., Scherbov S., 2013, “Th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 to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ation Agi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9(4), 673—685.
Sanderson系Stony Brook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奥地利国际应用系统分析所（IIASA）高级研究员，其研究兴趣集中在概率人口预测、老龄化测算，合作者Scherbov系IIASA世界人口项目（World Population Program）主任，兴趣点也是老龄化测算等。在老龄化领域，这两位学者的贡献十分重要。
他们在这篇论文中主要提出了一个新的老龄人口定义方法，通过特征法取代传统法，即新的动态指标（Variant Characteristic Ages）替代传统静态指标（Constant Characteristic Ages）（一般是65岁），老龄阈值的计算纳入了时间的变化。这主要考虑到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现代人60岁的身体状态与19世纪60岁人的身体状态已经截然不同，僵化的老龄阈值阻碍了我们理解死亡、健康的变化情况。
具体而言，论文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如何测量特征法？参数使用随时空两维度变化的预期余寿、65岁死亡率、生命历程比率等，方法使用样条插值平滑。第二，特征法的意义，如政府动态调整养老金领取资格等。借助牛津大学老年所Založnik（2017）研究员的样条函数，我对该方法以及其2005年的前瞻中位年龄阈值法，均编写了R程序以完全复现论文内容，并可移植在中国社会应用。就其具体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Soares R, 2007. On the Determinants of Mortality Reduc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3(2): 247-287.
Soares系哥伦比亚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其在这篇论文中主要讨论了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概要如下。第一，后发国家的转变具有时空压缩性，且下降最主要不是因经济收入、营养等因素，而是卫生观念与卫生条件的改善、技术疫苗的普及。第二，国家间的健康不平等有扩大趋势。
这篇文章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其引入Preston Curve，进一步定量揭示了$e_0$增长在发达国家基本是内生因素主导，后发国家是外生因素主导。第二，其讨论了技术扩散在健康领域应用，将技术分为Private Goods（观念、降压药、心脏支架等）与Public Goods（公共饮用水、疫苗等)，对应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长就是外生因素特别多，强政府对流行病控制很好；但是，由于心血管病等慢性病控制则需要私人负担，因而发达国家对慢性病控制更好。第三，其讨论了技术传播的影响，并认为随着技术扩散，健康不平等会先升后降。就Soares在2007年的论文，扼要如下。

Omran A R, 2005. 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4[J]. The Milbank Quarterly, 83(4): 731-757.
Omran在这篇论文讨论了人口转变中流行病学转变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将死亡模式与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转变相结合，即死亡率作为基础的人口要素，近代死因模式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与人口、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可以将变化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具体有五个主张如下：第一，死亡率是人口变化的基础，是流行病转变理论的前提。第二，老年病与人为疾病取代传染病，导致了长时段的死亡率模型、疾病模式的转变。第三，儿童与女性的健康、疾病模式的转变最为明显。第四，形塑流行病学转变的健康、疾病模式的转变，与形塑现代化体系的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转变关系密切。第五，鉴于人口变化模式、速率、决定因素及预期后果的不同，流行病学转变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经典/西方模型、加速模型、当代/滞后模型。

McDonald P, 2008. Very Low Fertility: Consequences, Causes and Policy Approaches[J].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6:19-23.
McDonald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极低生育率的后果、成因与政策建议。因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当时办的一个东亚低生育论坛，尤其侧重政策导向与东亚社会情况。为了逻辑便宜，本文调整了部分叙述顺序。

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么？由于近年的经济放缓，中国已经出现了日本三十年前一些现象。日本情况对中国现状很有启示。

Kirk D., 1996,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361—387.
这篇文章是Kirk（斯坦福大学）于1996年发表在Population Studies。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肇始于Notestein在1945年的文章，或更早第一次使用转变这种描述的则是Landry 1934年的《人口革命》一书。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人口转变作为一个理论，不能仅仅描述现象，Kirk总结了死亡率为何会下降、生育率为何会下降的主要动因；第二，Krik启发我们，理论内容应该包括什么？如果转变不仅仅是出生率、死亡率，我们要如何去测度人口转变，不同转变间是否有特定内涵、是否存在更一般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对其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顾宝昌, 1992. 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择[M]. 商务印书馆.

1951年，冯至在《杜甫传》的文末写道：“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冯至，1980:158）看到这句话时，我想起在乐山电影院里看的新近电影《东北虎》，我想其中的一句台词放在这里是中肯的：“你们文人是弱势群体。”
唐杜甫伊始，或远及周秦，至冯一代文人，知识人的命途挫折，在时代的波云诡谲中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但冯文笔下所叙述的杜甫一生，虽中年郁郁、晚年破落，却始终在慎微地开拓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乃及发展着对世界的怜爱，这是令人感动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时代的束缚，却总有一些人试图在命定的必然中窥测或然，尽管这些窥测常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痛苦，但正是这些被记录的痛苦不断激励着后人向更远处跋涉，我想这是文字、文学的伟大所在，这些留下的字句最终在时代的束缚中超越着时代，在后世不断地击碎着前世，使浮萍般微末的一个个个体，矗立为后世文脉中的一个个永恒地标。每一个时代都是短暂的，但这些地标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