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an A R, 2005. The Epidemiologic Transition: A Theory of the Epidemiology of Population Change: 4[J]. The Milbank Quarterly, 83(4): 731-757.
Omran在这篇论文讨论了人口转变中流行病学转变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将死亡模式与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转变相结合,即死亡率作为基础的人口要素,近代死因模式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与人口、社会经济因素有关,可以将变化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具体有五个主张如下:第一,死亡率是人口变化的基础,是流行病转变理论的前提。第二,老年病与人为疾病取代传染病,导致了长时段的死亡率模型、疾病模式的转变。第三,儿童与女性的健康、疾病模式的转变最为明显。第四,形塑流行病学转变的健康、疾病模式的转变,与形塑现代化体系的人口转变、社会经济转变关系密切。第五,鉴于人口变化模式、速率、决定因素及预期后果的不同,流行病学转变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经典/西方模型、加速模型、当代/滞后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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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ald P, 2008. Very Low Fertility: Consequences, Causes and Policy Approaches[J]. Japa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6:19-23.
McDonald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极低生育率的后果、成因与政策建议。因这篇论文的背景是当时办的一个东亚低生育论坛,尤其侧重政策导向与东亚社会情况。为了逻辑便宜,本文调整了部分叙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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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么?由于近年的经济放缓,中国已经出现了日本三十年前一些现象。日本情况对中国现状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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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 D., 1996,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50(3), 361—387.
这篇文章是Kirk(斯坦福大学)于1996年发表在Population Studies。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肇始于Notestein在1945年的文章,或更早第一次使用转变这种描述的则是Landry 1934年的《人口革命》一书。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在于,第一,人口转变作为一个理论,不能仅仅描述现象,Kirk总结了死亡率为何会下降、生育率为何会下降的主要动因;第二,Krik启发我们,理论内容应该包括什么?如果转变不仅仅是出生率、死亡率,我们要如何去测度人口转变,不同转变间是否有特定内涵、是否存在更一般性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对其内容可以扼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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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冯至在《杜甫传》的文末写道:“我们的新中国会有更多的人民的诗人产生,但是他们不会遭到像杜甫所经历的那样的命运,更不会得到像杜甫那样的悲剧的结局。”(冯至,1980:158)看到这句话时,我想起在乐山电影院里看的新近电影《东北虎》,我想其中的一句台词放在这里是中肯的:“你们文人是弱势群体。”
唐杜甫伊始,或远及周秦,至冯一代文人,知识人的命途挫折,在时代的波云诡谲中都显得那么不值一提。但冯文笔下所叙述的杜甫一生,虽中年郁郁、晚年破落,却始终在慎微地开拓着生命的另一种可能,乃及发展着对世界的怜爱,这是令人感动的。没有人可以摆脱时代的束缚,却总有一些人试图在命定的必然中窥测或然,尽管这些窥测常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痛苦,但正是这些被记录的痛苦不断激励着后人向更远处跋涉,我想这是文字、文学的伟大所在,这些留下的字句最终在时代的束缚中超越着时代,在后世不断地击碎着前世,使浮萍般微末的一个个个体,矗立为后世文脉中的一个个永恒地标。每一个时代都是短暂的,但这些地标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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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日我离京至粤,中旬复至川渝,在川旅游整有十日。先后去了重庆、成都、都江堰及乐山。因近惫懒,录此游记已是二月下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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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普数据未出,我按六普、七普公报画了几张人口增长的图,有两个观察。
其一,东北以及整个北方的地位急转仅是近十年的事情,川渝崛起也是近十年,地区不平等由东西差异向南北差异,但我怀疑以西南地区受转移支付与政府城投债驱动的增长不可持续。
其二,广东省内部人口流动高度不均,人口向珠三角地区集中。江浙地区未绘图,但我猜测人口集中趋势是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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