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n's Blog

Jenkin P., 2002,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The Black Report: A Memoir”,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6(3), 123-130.
《布莱克报告》二十多年后，发生了很多新的事情。一方面，福利国家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再分配政策发生了改变；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很多学者认为阶级的解释作用已经淡化。这为健康不平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两个假设持续被挑战：（1）是否存在健康不平等；（2）社会条件与健康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国家统计局推动了纵向研究，利用1971年、1981年与1991年的人口普查抽样数据，很多研究证实确实存在健康不平等，且不平等持续扩大。
对于第二个问题，1946年的国家健康与发展研究和1958年的国家儿童发展研究，可以直接测试长期患病儿童的社会流动，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早期和中期疾病的不平等。但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继续展开。后续研究发现，早期的生活经历并不是对所有人的后期健康有同样的影响。那些具有更大社会优势的人可能不会被早期健康问题影响，而那些同时处于健康劣势和社会劣势的人可能会陷入了一个很难摆脱的螺旋式下降。对健康不平等的生命历程方法鼓励人们尝试接受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不是提出简单但不充分的单一解释。

Bartley M., Blane D., Davey Smith G., 1998, “Introduction: Beyond the Black Report”,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20(5), 563-577.
作者Patrick Jenkin（1926-2016）系英国健康与社会保障部前内阁大臣、英国保守党政治家，就职于撒切尔第一届政府期间。这篇回忆《布兰克报告》刊发过程的文章是很有趣，揭示了政策背后的政治力量影响。《报告》的出版，其时代背景是撒切尔政府上台期间。《报告》所强调健康不平等议题，其实隐含着福利国家政策的延续，而这与削减开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相悖。
在这篇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Jenkin虽是保守党政治家，但并未阻碍《报告》的出版，事实上，保守党内部就是否要削减医保开支也是有争议的。同时，《报告》虽然经典，但确有一些问题，Jenkin亦有批评。我扼要翻译了其内容如下。

Berridge V., 2002,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Report: A Conversation with Richard Wilkinson”,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6(3), 120-122.
Virginia Berridge系英国历史学家、公共卫生史专家，任职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历史系教授兼公共卫生学科史中心主任，生于1946年。《布莱克报告》一般被认为是英国政府着手健康政策的发端，这篇短文即记录了1980年8月的《布莱克报告》如何进入政府议题。

Ahlburg D A, Lutz W. Introduction: The Need to Rethink Approaches to Population Forecasts[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8, 24: 1-14.
1998年，PDR发表了一整期关于人口预测方法的反思。虽已时隔二十年，但是中国地方政府使用的人口预测方法，实际并未脱离二十年前的手段。我做人口预测深有体会。因而这篇文章及其系列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Dennis A. Ahlburg系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该校第18届校长；Wolfgang Lutz系奥地利人口学家，曾创办合作于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奥地利科学院与IIASA的维特根斯坦人口研究中心。

丹尼斯・史密斯. 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这本书的作者Dennis Smith系英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Smith写的序言是有趣的。诚如Smith写道的，Elias的书写，是为了回答其自身生命历程中的困惑。一方面，回答其自身作为犹太人与德国人的认同矛盾；另一方面，他将这一广泛存在的认同感的困惑，进一步延展到国家作为个体活动的背景，如何影响个体及被个体影响，即侧面回应了一战德国为何比法国的现代化过程失败–德国人为何失败了？

这篇是对社科院办的两个讲座的笔记。第一个报告侧重文本分析与因果分析如何结合；第二个报告侧重词向量模型在社会学中如何应用。机器学习与社会学的结合，虽仍有点玄学炼丹的感觉，但较2018年初我在南京听课时，更深入、更具体了。

Halfon N., Larson K., Lu M., et al., 2014, “Lifecourse Health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Journal, 18(2), 344-365.
这篇文章概述了社会学、地理学、流行病学等诸社会学科与生物基因学等自然科学的互动历史，为我们厘清了在健康科学旗帜下的更宏观的诸学科演进历程，将诸学科统一在健康科学这一人类知识的整体框架下，通过定位自身学科的位置，为我们理解自身学科对其他学科有着怎样的贡献提供了参考的坐标系。

Truesdale B.C., Jencks C., 2016, “The Health Effects of Income Inequality: Averages and Disparities”, 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 37(1), 413-430.
论文作者Truesdale、Jencks工作单位系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该论文就收入不平等对预期寿命的作用机制做了全面综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已有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不平等之间的研究脉络。

晚上又看了一遍十三邀对陈嘉映的访谈，我觉得这个访谈对我是常看常新的，陈嘉映讲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他就是要拷问出真实下面的虚伪，他接着要拷问出虚伪下面的真实。” 如今看的感触更深了。

Xie, Y. (2000). Dem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5(450), 67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