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se_科学算命：出生顺序如何影响个体？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烧香拜佛，星座、命理成为了尬聊破冰的安全话题。但是，神秘学与玄学仍然需要大量的精力去了解，有没有一种更便捷且准确的算命知识呢？在科学界，通过大量的统计学检验，还真的有这样一种方法帮助我们“五分钟了解你自己”，这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家庭星座学（Family Constellation）”，或者更科学的名词是“出生顺序心理学”。
中文互联网先前已有一些科普性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大多仅讨论了如人格倾向、智力的影响。事实上，后续研究进一步证明，出生顺序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会潜在地影响个体的升学、就业以及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尝试性地为大家扩展尬聊话题、甚至第二职业。争取五分钟学会实战命理。

一、出生顺序对人格倾向的影响

研究出生顺序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最早可以追述到1874年Francis Galton（九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孩子）对英国科学家样本的分析，其发现科学家里长子的人数过多，因而怀疑长子受到了父母的特殊关注。大约半个世纪后，在1928年，奥地利的Alfred Adler（六个孩子中的老二），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特征》的文章，将出生顺序的讨论扩展到了人格特质。此后，一系列相关讨论陆续出现，这些后续的论述中，则以Frank Sulloway在1996年出版的《生而反叛（Born to Rebel）》最为著名，在这本书中，其与大五人格理论相结合，提炼了出生顺序对人格特征的影响。可以说，Sulloway的理论奠定了目前出生顺序与人格研究的基础，就其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扼要如下。
为了理解Sulloway理论，我们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所谓“大五人格”，即神经质（Neuroticism）、开放性（Openness）、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以及宜人性（Agreeableness），通俗讲，除神经质、责任心从字面意思较好理解外，开放性一般意味着叛逆、创造和自由主义倾向，外倾性一般意味自信、开朗，宜人性则一般意味着友善。基于此，Sulloway认为，家庭本身是一个小的生态系统，不同的出生顺序实际隐含着不同的角色，或者说生态位（Niche），随着兄弟姐妹的诞生、家庭的扩大，父母的偏爱是子女争取更多家庭资源的关键。因此，长子女一般会试图充当引领者的角色，通过在学校和负责任的行为上取得成功来以传统方式取悦父母，由此产生的成人性格是认真和保守的；次子女为了抵制长子女的更高地位，则会寻找另一个空置的生态位，由此，次子女一般会变得更善于交际、更具有想象力、更倾向于追求独特性与自由主义，这就是Sulloway所谓的“天生的叛逆”，用学术语言就是“家庭利基理论”（Family Niche Theory）。
这个理论问世以后，被持续性地争议。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进展，像1999年《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杂志1999年有一篇文章，通过美国与加拿大的四项数据，严格地检验了Sulloway理论，认为现实数据支持其假说，即第一个出生的人，一般会被提名为最有成就和最认真的人，而后来出生的人则一般被提名为最叛逆、自由或友善的人（Paulhus et al., 1999）。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5年的一篇文章，通过美国、英国与德国的数据，则认为出生顺序与大五人格似乎没有显著的关联（Rohrer et al., 2015）。这些研究均是考虑了家庭间（Between-family）与家庭内（Within-family）的比较。
应当说，由于目前手段仍然难以厘清复杂的混淆效应（见《玄学统计》一文），出生顺序与人格的关系仍然在争议。但也正因为还有争议，在日常的尬聊中，我们可以不太严谨地拿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你是老大么，那你一定很认真严谨喔！”（同理，“你是老二么，那你一定很友善自由吧！”）

二、出生顺序对智力与教育获得的影响

与人格倾向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不同，出生顺序对智力的影响，在科学界已接近共识。Sulloway 2007年在《科学》杂志上回顾了千禧年来，关于出生顺序与个人智力的研究进展，年龄较大的兄弟姐妹比年龄较小的的兄弟姐妹一般有更高的智力测验分数（IQ）（Sulloway, 2007），前文提及PNAS上那篇否认出生顺序与人格有关的论文，也承认出生顺序与IQ、自评智力的关系是相当稳健的。
不同的研究显示IQ差异有一定不同，Kristensen和Bjerkedal 2007年在挪威的两项实验检验认为，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比第二个出生的孩子的IQ可能高2.3分，PNAS上那篇论文则显示大约高1.5分。一方面，如Kristensen和Bjerkedal讨论道的，这2.3分实际上已经很大，他们论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两所水平不一的大学，那第一个孩子因为IQ优势而上更好大学的可能性会比第二个孩子高13%；另一方面，如PNAS上论文讨论道的，因出生顺序导致的IQ差异，不到全体IQ标准差的10%，也就是出生顺序对决定个体是谁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没那么大。总之，不管这个大小被如何理解，我们能够确信的是，出生顺序确确实实部分影响了个体智力。
更有意思的是，Zajonc等人在2007年的检视发现，出生顺序与智力发展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年龄较小的兄弟姐妹的智力会更高，但随着时间推移，年龄较大的兄弟姐妹的智力会更高，这个分界点大约在8、9岁。Zajonc等人的解释是，假设长子女7岁、次子女2岁，那么7岁的长子女在2岁时的智力环境，实际上不如现在2岁的次子女的环境，这是因为长子女的存在，丰富了次子女的智力环境，而次子女在语言和认知上不那么成熟，会降低长子女的智力环境。但是，随着年长的长子女开始向年幼的次子女传授他所知道的知识后，长子女获得了辅导效应（Tutoring Effect），传授过程开发了长子女的智力，而次子女则因缺少传授其他人知识的环境，智力开发落后于长子女了。Zajonc等人的证据也显示，有兄弟姐妹的长子的智力似乎也要高于独生子女（Zajonc & Sulloway, 2007）。
上述Zajonc等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的融合理论（Confluence Theory）。除这一理论外，解释出生顺序与智力发展的理论还有如资源稀缺理论（Resource Dilution Theory）、产前理论（Prenatal Theory）等。其中，资源稀缺理论会认为，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每个孩子可用的父母资源会减少，因此，更晚出生的孩子，可使用的母亲哺育资源（如母乳）、预防性护理资源（如免疫接种）、亲子互动资源（如父母互动与监管）较少，这可能解释了长子女为何平均智力更高；产前理论则认为，不同胎次的子女，会受到母亲其时身体年龄的影响，这一影响可以部分解释同一家庭内，双胞胎子女IQ平均为何会低于独胎子女的现象。但上述两个理论均难以解释随年龄增长而长次子女智力逆转的现象，因此，如Sulloway讨论道的，未来研究应该致力于如何整合不同的竞争性理论，并持续测试不同理论的解释力。
此外，与对智力的影响一致，一些基于欧美的研究也持续证明了子女受教育程度或最高教育获得会随着出生顺序的增加而减少（Booth & Kee, 2009），我们不再赘述。下次尬聊的时候，我们可以对长子女朋友放心大胆地说：“怪不得你这么聪明！”（如果朋友是次子女，就不要提这些玄学统计的研究了）

三、出生顺序对个体健康的影响

上文，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出生顺序对智力以及相应教育获得的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出生顺序是否也会影响个体健康呢？答案无疑“是的”。
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听死亡重金属的我更健康了》）中提及的，对个体健康的关注，早已不再是医学家的专有领域，社会科学正在积极地参与讨论社会如何影响个体健康。就出生顺序方面的健康影响而言，与智力、教育程度以及收入方面存在长子女优势不同，这次似乎次子女更具优势了，当然，目前这一领域仍然存在大量争议。
在这方面，早期的讨论如Elliott在1992年的一篇综述性工作，其回顾了1986年至1992年之间的大量医学研究，检视了死亡率、发展性健康（发病率）、意外、精神病理以及特定疾病的情况，这些早期研究的一个共性是大多确证了与婴儿期的健康有关，而对成年后的讨论很少。除早期精神病理的研究不太靠谱、特定疾病的研究较少外，死亡率与发病率的研究，一般认为出生顺序越晚的孩子越可能生存、体重越大，当然，由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育龄妇女年龄较低或较高，过早生育与过晚生育会导致更高的婴儿死亡率或更低的体重。但在意外方面，一般认为较晚出生的孩子更可能意外住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年幼孩子会学习年长孩子的不恰当行为，进而增加发生意外的风险（Elliott, 1992）。
随着研究推进，更多的争议开始出现了，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对象从婴儿扩展为成人。
一方面，在死亡率方面，后续研究发现了一些与婴儿期截然相反结果，即成年后出生顺序越晚、死亡率越高。这方面的代表性工作如Barclay与Kolk在2015年就瑞典数据，发表在《人口学》（Demography）的一篇研究，他们同时认为，这方面的影响在女性中比男性中更为突出，且对于呼吸系统相关癌症与外部原因引起的死亡率尤为明显（Barclay & Kolk, 2015）。
另一方面，在健康指标方面，Black等人在2016年的一项挪威研究则讨论了出生顺序越晚，健康指标约好。这一讨论也确证了出生顺序影响的独立性，即不受家庭规模、性别、教育条件以及收入条件的影响（Black et al., 2016）。我们将这篇论文的发现总结为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第一个孩子似乎更容易超重、肥胖，且患有高血压和高甘油三酸酯。与第二个孩子、第五个孩子相比，则第一个孩子超重、肥胖的可能性分别会多4%和2%、10%和5%。考虑到整体超重和肥胖的人口比例是47%和10%，这是相当大的差异。同时，与第二个孩子、第五个孩子相比，第一个孩子高血压的可能性分别会高约3%和7%，考虑到挪威整体患有高血压的比例是24%，这也是相当大的差异，且高血压方面，第一孩子和第五孩子之间的差异，大约与大学毕业与高中辍学之间差异的数量级相似，高甘油三酸酯情况类似，不再赘述。但是，第一个孩子仍然具有身高优势，且身高随出生顺序而单调降低，相比于第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平均约矮0.2厘米。第五个孩子平均矮短0.4到0.8厘米。
其二，较晚出生的孩子更可能认为自己不快乐。精神健康随出生顺序而下降，且第一个孩子与第五个孩子的差异，与同期调查的大学毕业与高中辍学之间差异的数量级相似，可以认为具有实质性重要性。但较晚出生的孩子更可能认为自己身体没那么健康，不过考虑到第一个孩子和第二个孩子之间的差异仅约为1.5%，这与85%自评健康相比并不大，可能对健康状况没有太大的实际影响。
因此，出生顺序对健康影响的情况，由于健康概念本身界定的复杂，就有了更大的争议空间。目前已有研究给出的图景，暗示了我们：出生顺序越晚，似乎与成人后更高的死亡率相关，以及与成人后更低的超重、肥胖、高血压相关。对前者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Sulloway所谓的“天生的叛逆”，次子女有更强的冒险倾向，因此导致了呼吸系统相关癌症与意外等死因；对后者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母体免疫系统随出生次数而变化，且这影响子宫内的孩子以及随后的孩子，平均而言，第一个孩子会比其兄弟姐妹轻，而子宫内第一胎的低营养环境，可能会影响其对脂肪的调节，并导致在成年后倾向于储存更多的脂肪，这部分解释了肥胖与高血压。当然，Sulloway的人格理论中提及长子女更强的事业心，也可能诱发了长子女的高血压情况。
因此，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人类目前对出生顺序与健康的影响还不太清晰。一个还好的消息是，尬聊时候还是可以糊弄次子女的朋友们：“怪不得你不会有高血压！”（对于独生子女的朋友，目前的相关比较还很少，可以建议他们科研一下这个idea。）

四、中国的长女劣势问题

最后，我们回到中国社会，尽管本文一直在诙谐地为大家理解如何“五分钟科学算命”，但与国际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呈现了更为复杂的面貌，“科学算命”的模式也出现了偏差，这主要是长期以来的男孩偏好，长女在受教育程度与健康水平均呈现了更大的劣势。
在教育方面。一方面，与国际研究中对智力与受教育程度的观察不太一致，中国社会中的子女越晚出生，其受教育程度平均越高，这可能与中国最近四十年间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相关，越晚出生的子女享受到了越好的时代福利，这是中国社会持续进步的象征；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尽管出生顺序与教育获得正相关，但男性要明显大于女性，即仍然存在女性在教育获取上的不利地位（陈立娟和范黎波，2020；罗凯和周黎安，2010；钱佳和曹义兰，2023）。
同样地，在健康方面。有研究论述了中国家庭中，有弟弟，相较于有妹妹，显著降低了长姐的身体健康水平，同时，农村的男孩偏好效应相对更强，且男孩偏好效应随长姐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大（叶昱利等，2021）。这与前文在挪威的发现完全不同，北欧社会中两性几乎不存在出生顺序对健康影响的差异。
因此，在全球“科学算命”的同时，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文化背后仍隐藏着潜在的不平等现象，这可能是诙谐背后更严峻的现实问题。学术界对出生顺序如何影响个体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如何在现实中勇敢地揭示、改善这种不平等，推进建设一个更加性别友好的社会，应该是我们在未来所不断努力的方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在“科学算命”的时候，可以对中国的长女朋友们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1] Barclay K., Kolk M., 2015, “Birth Order and Mortality: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Demography, 52(2), 613—639.
[2] Black S.E., Devereux P.J., Salvanes K.G., 2016,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Birth Order and Adult Health”, Economics & Human Biology, 23, 27—45.
[3] Booth A.L., Kee H.J., 2009, “Birth order matters: the effect of family size and birth order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2(2), 367—397.
[4] Elliott B.A., 1992, “Birth Order and Health: Major Issue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35(4), 443—452.
[5] Paulhus D.L., Trapnell P.D., Chen D., 1999, “Birth Order Effects on Personality and Achievement Within Famil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6), 482—488.
[6] Rohrer J.M., Egloff B., Schmukle S.C., 2015,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birth order on person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46), 14224—14229.
[7] Sulloway F.J., 2007,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Birth Order and Intelligence”, Science, 316(5832), 1717—1717.
[8] Zajonc R.B., Sulloway F.J., 2007, “The Confluence Model: Birth Order as a Within-Family or Between-Family Dynamic?”,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9), 1187—1194.
[9] 陈立娟、范黎波，2020：《多子女家庭教育获得中的“长女效应”及其演进》，《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
[10] 罗凯、周黎安，2010：《子女出生顺序和性别差异对教育人力资本的影响——一个基于家庭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经济科学》第3期。
[11] 钱佳、曹义兰，2023：《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南方人口》第3期。
[12] 叶昱利、李强、冯群娣，2021：《我的姐姐:男孩偏好与长姐身体健康》，《公共管理评论》第4期。

注：本文为“严肃的人口学八卦”微信号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