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岁月沧桑

《岁月沧桑》系钱理群知识分子三部曲的收尾之作。他在总叙中已提及：“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这句话概述了三部曲的基调。我想，这也是我对科学史有很大兴趣的缘由。

以其开篇的“1949至1980年：沈从文的坚守”为例。我想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与当代人仍保有足够的共鸣力。其后叙的各知识人，如赵树理、王瑶、梁漱溟等，实不一而同。
钱在开篇即叩问了一个紧张的命题：沈从文为何自杀？钱的回答是：“1949年沈从文自杀式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于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钱理群，2016：10）”
随后，钱讨论了沈从文如何调整自己，从三个方面，分别是新爱国主义、新人民观以及新的唯物论。如今看来，沈从文的新爱国主义十分幼稚且轻信组织力量、新人民观过度乐观且窄化人民定义、新唯物论则忽视了政治力量，均显得书生气十足。因此不难理解，在短暂的适应后，沈从文陷入了持续的苦闷，但这背后，终究是钱所说的：“沈从文说他的命运的悲剧性，实际说的是国家、社会的悲剧；而形成悲剧的原因，也绝不是他个人的性格使然，实实在在是那个时代的体制造成的。（钱理群，2016：36）”
这一悲剧更具体的表现，是60、70年代之中，沈从文被边缘化乃至于被禁止言说，实际上导致了其存在论危机。作为自觉有文学使命与承担的作家，停止创作，意味着生命的中断，文学的困境是其1949年以后真正的困境所在。当然，这一困境在抗战时期就已有所显现，《边城》、《丈夫》这些十九世纪式的田园牧歌，与前线的战争并不相宜，这一风格，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更加凸显了，沈从文自觉地试图平衡作家、批评家（管理者）与读者三者的挤压，但最终失败了。
因此，在沈从文失去了作家身份后，其如何自处成为了更有意思的话题。钱的观察是，“当体制将沈从文边缘化，他又从传统与民间，土地与人民那里找到了生命的归依，并因此重新回到了历史。（钱理群，2016：55）”沈从文转向了民间工艺美术与历史文物，试图编纂一本历史与社会的大书，因之，汪曾祺称沈从文晚期的工作是“抒情考古学”。
这个论述不难理解，正在于沈从文从事文学时，其初心正是：“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沈从文，1961）”在暴风骤雨的社会变革中，沈从文最终通过文物研究与一个更大的目标相联系，“使自我生命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取得有机的联系。（钱理群，2016：57-58）”
由之，反思我近几年的尝试，试图将学术与生命分割的努力可以说是全然失败了，技术性的工作无法驱散内心的惶恐，这是我内驱力丧失的主要原因。我对沈从文并不了解，但家国命运结合的努力，如今却很难说服我了。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2016，《岁月沧桑》，东方出版社。
[2] 沈从文，1961，《抽象的抒情》，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