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Social Stress_Theory and Research

Aneshensel C.S., 1992, “Social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1), 15-38.
作者Aneshensel系UCLA健康科学系教员。这篇文章聚焦精神健康研究，回溯了90年代及以前的研究进展。论文区分了压力研究中两种主要视角，作为社会组织的压力后果（Stressfu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Organization）与作为心理障碍的压力前因（Stressful Antecedents of Psychological Disorder），或者说，压力源（Stressor）是被社会决定的、还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论文的根本观点是，社会性压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压力与其说更受偶然性的生命历程事件影响，不如说受长期的、慢性的压力源影响，且压力源有一定的社会阶级梯度。更具体讲，社会压力有两个主要作用机制，其一是微观个体受自我效能感的调节，其二是宏观经济环境、失业的调节。

其基本概念基本如下：
其一，“压力”的概念界定。压力一般指一种唤醒状态（A State of Arousal），是对个体适应能力造成负担的社会环境需要，或者个体缺乏能力去实现目标。外部的阻碍环境一般被视为压力源（Stressor）、内部唤醒一般被视为压力（Stress）。因此，压力是内蕴于差异性个体之中的，且由于压力源引起不同个体的压力大小不同，不同事件对每个人的影响大小存在差异。
其二，生命历程事件（Life Events）与压力。最初该压力源被定义为，足以改变大多数人日常活动的客观事件。随后该定义被放松，任何能够唤起心理问题的均被视为生命历程类的压力源。但是，后续研究逐渐指出，生命历程事件应该更多关注日常性的、慢性的压力，尤其是暴露持续时间与特定社会背景。但这些改进收获甚微，所以研究进一步转向了能够调节压力的社会心理因素。
其三，就调节压力的社会心理因素，最突出的有两个。第一，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即个体的基本社会需要，与他人互动中获得的情感、自尊（Esteem）、认可（Approval）、归属（Belonging）、身份（Identity）与安全（Security）。社会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与各类心理疾病、身体疾病发病率、死亡率呈反比，已有研究认为二者互为因果。第二，应对能力（Coping Behavior），即个体试图掌控（Master）、容忍获减少内外需求与冲突的认知与行为努力。应对能力与应对资源（Coping Resources）不同，应对资源是压力出现前的自尊之类个人资产，而应对能力是控制内在唤醒、避免或消除压力源的能力。社会支持可以被认为是应对能力的援助，应对能力则是个体自己能够采取的行动，二者并行。

一、压力源的社会分布

在本节，论文首先区别了早期机制，社会因果论（Social Causation）与社会选择论（Social Drift or Social Selection），前者认为低社会阶层更容易有低心理健康，后者认为低心理健康使个体向下流动。换言之，具体机制是什么。结构角度的社会因果论认为，压力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不同，低社会阶层更可能接触压力源，进而增加心理苦痛（Emotionally Distress or Psychological Distress）；个体角度的社会选择论则认为，压力源的分布与社会分层是随机的，压力直接影响心理苦痛。显然，压力源分布是否随机取决于如何操作化。
学界最初以生命历程事件代表压力源，但很快很多学者批评，这一方法无法判断这个抽样框是不是总体，选择的变量样本有没有代表性。且多数普通人面对的是日常事件，而不是短暂的、一生一次的事件，但这同样有问题，就是长期压力源更难评估，也更主观。虽然如此，大量研究近来尝试，显示了慢性压力源确有作用，且可能分年龄作用不同。Wheaton（1983）等学者界定了很多慢性压力源。论文尤其介绍了各慢性压力源中的代表，如角色压力（Role Strains）、经济压力（Economic Strains）、社会地位不一致（Inconsistency of Social Standing）（如职业与收入、愿望与成就、消费习惯与社会阶层）。
随着学界讨论深入，急性压力源更多被视为有明确时间、客观事件，慢性事件更多被视为无明确时间、主观的，且大家逐渐认为将压力源分为急性与慢性并不准确，二者经常相关，更准确是压力源的暴露持续时间。
但是，上述事件始终是一个变量集，学界难以分离不同事件事实上的重叠，尤其是，学界没有区分压力源是否真实的存在社会分层差异。这引出了下一节的脆弱性假说（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二、压力响应的社会变异

其一，脆弱性的群间差异。在压力研究中，除了对压力源进行拓展外，另一个思路是对压力的响应是否存在群间的脆弱性差异。这类研究侧重讨论压力对群体影响的平均心理影响差异。其具体案例不再赘述。
其二，就影响脆弱性的因素，包括如所考虑的压力源类型（如职业压力、社会网络压力等）、所考虑的压力后果（如精神疾病、焦虑症、身体疾病等）、急性压力源与慢性压力源的相互作用。
其三，社会支持与应对能力的影响。如较低社会阶层与较低社会支持、较低应对能力相关。论文尤其提及了Wheaton（1985）的压力缓冲（Stress-Buffering）概念，即当资源能够减少暴露于压力的有害影响时，就会发生压力缓冲。许多学者仅仅认为心理压力与资源呈反比，Wheaton（1985）进一步讨论了压力与资源的三种关系，压力抑制模型（Stress-Suppression），即压力暴露调动资源、减轻痛苦，压力被“缓冲”了、压力被资源应对了；压力威慑模型（Stress-Deterrent），即资源提前避免了压力暴露；压力平衡模型，即压力与资源独立且相反影响，资源平衡了部分压力，但不能缓冲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压力缓冲可以被视为应对能力，应对资源可以被视为社会支持，且上述因素受特定社会环境背景影响。大量研究证实了，个人应对能力确实在各方面均有重要作用。
当然，本节研究仍然存在问题，即由于应对能力仍然是高度特异性的，群体的压力响应会因条件变化而变化，平均差异并不等于对压力反应能力的普遍性群体差异。

三、社会阶层、自我效能与压力

Aneshensel在本节认为，在1990年代及以前，研究最彻底的社会地位与压力之间的关联，是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即将成功与失败归因为个人属性如能力或努力，其等价于掌控力（Mastery）、自我控制等、对环境的控制、工具主义等，对立于宿命论（Fatalism）、外部受控制、无力感、习得性无助。
其一，尽管自我效能是一种观念，但与社会分层密切相关，相对而言，低社会阶层往往更有宿命论。同时，效能会有效调节压力，宿命论者往往会更痛苦。当然，反过来，长期的压力也会削弱自我效能。
其二，自我效能也会受到特定社会环境背景影响，这与社会支持与应对能力一致。比如上文提及低社会阶层者会因宿命论更痛苦，后期研究又指出，这要取决于导致心理苦痛的控制感，是否源于社会地位，又如黑人可能会将自己的个人失败归因为种族歧视，自我效能便与个人自尊无关。同样，自我效能还可能对不同疾病有不同影响，不再赘述。

四、经济变动、失业与工作压力

最后，Aneshensel在本节认为个体层面的压力关系要嵌入宏观层面。尤其是，宏观经济变动与个体压力的关联。Dooley & Catalano（1980）认为，经济环境变化使个体生命历程事件变化，生命历程事件变化使心理苦痛，心理苦痛产生了服务需求。更具体讲。
其一，宏观经济变动中最常见的个人生命历程，就是失业。失业产生经济压力，与身心健康均有负面影响。当然，就业相关的职业压力也与身心健康有负面影响。与前文微观机制一并讨论，已有研究支持了社会支持对失业的压力有一定缓解作用，但个人能力与职业压力似无明显关系。
其二，论文同时强调，任何工作压力都应该考虑性别分层。两性面对的职业压力与响应均不同；同时，在家庭内部工作中，女性也往往面临职业与家庭的平衡困扰，而男性较少。

五、结论

最后，论文最后总结了三个关键观点，压力有其普遍性与必然性、压力有其社会不平等特征、压力有其外溢性影响。
其一，压力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与精神病学认为疾病是偶发的、异常的不同，社会学家如Merton对失范行为的解释一直认为，社会秩序在生产正常情绪时，也会生产可被预见的异常情绪，社会压力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一个系统在维持期自身时，就必然会导致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紧张关系，系统性的紧张源只会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压力性的生活环境及其情绪后果因而会被一个正常社会的任何普通人经历。
其二，压力的社会不平等。某些群体必然比另一些群体更有压力，这是分配系统不平等的结果。一方面，个体层面的差异，可以通过特征、经历及生命史来理解压力，另一方面，群体层面的差异则必然指向了社会结构。论文指出，结构与压力之间有两个主要路径，一是被排除在社会系统之外的参与，一是付出与回报无法达到预期，换言之，个体占据社会角色去满足需求、实现目标，这些对个体生存与自我实现非常重要。直接被排除在系统外或违反角色规则，均会使个体的社会互动出现问题，进而危及自我实现。如以婚姻互动来说明上述理论，通常未婚人群比已婚人群慢性压力源更多，尤其是未婚人群的社会隔离更多，对应排除在系统外路径；但就已婚人士而言，婚姻压力，通常是夫妻一方没有遵守配偶行事的规范标准，且夫妻间无法通过协调决策权力，来同时拥有最优的心理健康，这使得夫妻间必有一方乃至双方是次优心理健康，对应违反角色规则路径。
其三，压力的外溢性影响。压力不仅对身心健康存在不利影响，且可能存在外溢性，如对犯罪和越轨行为、教育与职业获得、向下的社会流动等多方面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