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为避免下坠而竞争

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么？由于近年的经济放缓，中国已经出现了日本三十年前一些现象。日本情况对中国现状很有启示。

第一，中国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婚龄提前的趋势么？一方面，与日本一致，有世代差异，目前对中国“90后”、“00后”仍需后续长时段的追踪观察，在定量问卷也应考虑增设居住模式、父母贴补等题组；另一方面，地域上是否存在一二线继续推迟、三四线开始提前差异。中国原因可能兼有女性主义普及、经济放缓保守等；
第二，中国是否进一步压缩了日本社会变迁进程？全书能明显感受中国与日本可能存在约二十年的代差，即90后一代人大约对应日本70后一代人、00后一代人大约对应日本80后一代人，但中国面临未富先老，情况更加复杂。
第三，山田昌弘的建议在中国是否适用？在不改变现有社会治理取向（即不利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自组织）前提下，很难存在其他办法，近年志愿时长累计制已沦为形式主义。如温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成功。”

总序

山田昌弘首先描述了日本当前社会现状。即因制度性的就业歧视等原因，“一旦脱离既定标准，跌入下游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山田昌弘，2021:7）”，且“在竞争中落败而不得不与中流说再见的人即坠落到下游的人正不断增多，这就是当今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山田昌弘，2021:6）”90年代山田昌弘尚且称之为“希望格差社会”，2017年写书时则可谓无希望格差社会了。
这种不得不进行的竞争产生了诸多后续影响。第一，体现在择偶上，即“女性在年轻的时候，至少要找到一个和自己父亲赚钱能力差不多的、身为拥有稳定收入的正式员工的男性做配偶。若非如此，便无法过上母亲那样的生活。因为年龄越大，遇到这种男性的机会就越少。近年来，寻找结婚对象的活动呈现低龄化倾向，这也可以说是进行避免下坠的竞争的一个结果。（山田昌弘，2021:8）”第二，体现在代际上，“将来子女的收入比父母少的情况会逐渐增多，现在这种情况还在向前发展。（山田昌弘，2021:14）”“团块次代是无法过上比父母那一代更宽裕生活的一代，甚至连父母一代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山田昌弘，2021:93）”
这种被迫竞争进一步导致了“在这个向下层坠落、不再有希望的社会里，不管是谁，即使现在还过着中流生活，都会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坠落到下游，会心怀不安地度过一生。（山田昌弘，2021:15）”

一、历史

第一章“下游化的中年单身寄生族”引入、介绍了第一批面临被迫竞争的群体，1970年至1979年出生的40岁（调查时点约2017）世代。该世代有近20%的人处于与父母同住的“单身寄生族”状态，且这批寄生族中有四成处于零工或失业状态。
第二章“单身寄生族被发现的时代”介绍了历史情况。在1990年代，日本最后的泡沫经济时代，此时期埋下了“格差社会”的种子。第一，因经济繁荣，涌现了一批自由职业者，他们与正式职工几乎没有差别；第二，彼时，20多岁、依托于父母生活的单身寄生族消费较已婚组更高，他们仍然希望结婚、且有很多机会结婚，只是计划推迟结婚。但是，20年后情况彻底翻转。第一，是否成为正式员工间，收入差距极大；第二，想结婚变得困难。

二、变迁

第三章变迁的过程，山田昌弘通过生命周期的共时性（社会横向存在多样性）、历时性（个体经历存在多样性）考察。第一，变迁的总体特征是，1990年前日本人一般是过着标准人生，1990年代早期至1990年代后期，家庭、工作的多样性则变成了风险性；第二，变迁的机制根本上在年功序列等级社会制度、经济结构两极化转变（创造性职业与简单劳动二分），加之日本文化中有着对风险的厌恶、对不体面生活的羞耻，促生了避免下坠的竞争；第三，变迁的后果是，年轻人在工作、结婚方面均趋于保守化，且父母一代微小经济差距因杠杆而扩大化。

“在1990年那些25-29岁的未婚者中，虽然三分之二的男女已经结婚，但仍有三分之一未婚。1990年35-39岁群体中未婚的比例更高，这些人即使到了2010年已55-59岁了，但大多数人亦然没有结婚……25-29岁年龄段的人，正如之前反复提到的，大都想的是反正将来是要结婚的，可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结婚。（山田昌弘，2021:38）”
“想结婚却结不了、想成为正式员工却无法转正，形势变得复杂多样了。这种不是基于选择而是由不得已带来的多样性，实际上等同于风险，即在家庭和工作两大领域出现的危机。（山田昌弘，2021:51）”
“在日本，中流和下游之间的差距扩大尤为严重，而上流的富裕阶层则几乎没什么增加。换言之，问题变成了：是能维持中流生活还是从中流生活坠落下去？事实上差距不断向下扩大。（山田昌弘，2021:65）”
“收入越多越稳定就越容易结婚；收入不稳定且收入低则很难结婚，差距像经过杠杆作用一样在不断扩大。（山田昌弘，2021:84）”

三、当下

山田昌弘在第四章“遭遇格差社会的第一代”、第五章“居高不下的非正规化和未婚化”两章中分别讨论了2017年时，40岁（团块一代子女、团次一代）与30岁世代的基本情况。
第一，40岁一代人约三分之一未婚单身，且这三分之一分化明显，其中与父母同住的寄生族人口约有日本总人口15%，随着他们父母逝去，向下流动已经开始，且不安正蔓延至全社会；“在整个40岁世代中有三分之一能够维持战后型家庭并安心迎接老年时期，有三分之一在迎接老年生活的时候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经济和心理困难，其余三分之一已经从战后型家庭的阶层中坠落下来了。（山田昌弘，2021:83）”
第二，40岁一代人剩下的三分之二正常中产人口中，下滑风险大增。其中一半人是勉励维持（即总人口1/3）；仅约不足一半的（即总人口2/5）人口抵抗风险能力较强。
第三，30岁一代人趋于保守化。一，女性工作倾向全面退步，“女性走向社会意识正在变得薄弱。这从2000年左右逐渐开始凸显。（山田昌弘，2021:102）”；二，大学成为就业前哨站，大量实习常态化，“大学成了为了找工作而四处奔走、活动的地方。目前就业活动期这一人生阶段逐渐清晰化。在学校做喜欢的事情，之后下一阶段才是就业，从前的这一观念如今已经不再成立。（山田昌弘，2021:104）”；三，婚介年龄全面降低，“近年来，从25岁左右开始选择使用结婚服务业的人在不断增加。从这些结婚服务业使用者的低龄化中我们可以看出，比30岁世代还有年轻的年轻世代也正趋于保守化。（山田昌弘，2021:105）”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在985为主的精英大学开始下场自组婚恋平台。乃及20岁世代（1990年至1999年），啃老人数进一步增多、分化更加严重，这批日本世代在中国可能是90后、00后的子女一代。
此外，山田昌弘在第六章“日本之外的单身寄生族也在增多”做了全球比较。认为，第一，欧美国家保守化，如美国Trump上台等均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第二，各国阶层分化凸显，创意阶层与工人阶层割裂；第三，各国年轻人生活难度不一，山田昌弘提出了五个维度评估，女性工作程度、家庭模式、恋爱模式、社保制度、移民数量。

四、未来

山田昌弘在第七章“避免下坠的竞争的结局”，推测了日本2040年代的情况。如果现状不改变，则：第一，超少子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30%；第二，格差社会，出现一个全新、大量人口的下流老人阶层，包括独身老人、共同返贫的父母与子女两代老人，“基本可以确定，未来每5个人中将有2个人是单身且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成员的老年人。（山田昌弘，2021:131）”“此外，即便有子女，子女的经济实力也帮不上年迈的父母。因为对父母提供帮助，子女和父母一同陷入生活困境的情况也将不断增多。（山田昌弘，2021:133）”；第三，不安弥散全社会，中产阶级担忧养老金太少或生病住院等意外风险。
由此，山田昌弘在第七章、终章“努力摆脱避免下坠的竞争”两章中，建议拓宽社会支持网（横向朋友、纵向子侄），需要基于多样性的修订法律保障，“必须建立不以家庭为单位而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保障制度。（山田昌弘，2021:150）”，乃及进行根本性政策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