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8-1980[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本书的价值在于历史梳理，文革虽然自1966年至1976年，但其间历程复杂（1966至1968、1968至1976、1977至1980，及1980之后）。本书的理论贡献很少，虽然Bonnin写于2004年，但分析止于呈现新闻报刊的丰富史料，逻辑止于海外汉学常识，缺乏与当时已较为成熟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对话。具体而言，其分析框架上落入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框架；动因止于高层基于政治考量与基于经济考量的更迭，激进派与温和派二元对立框架；运动维持简单套用韦伯卡里斯马权威概念，将之归因于毛个人或高层博弈，虽也谈及社会与官僚体制作用，但行文却并未深入。
相关历史进程：1954 制定劳改条例；1958-1960 大跃进；1969-1970 小大跃进；1969-1971 中共九大（林彪事件）；1971-1972 批林批孔运动；1972 周恩来温和派执政；1973 中共十大；1975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1976 中共十一大（天安门事件）
第二章 政治动机
“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动机似乎是双重的，在某种程度上所还是相互矛盾的。作为降服红卫兵以恢复一定的政治稳定局面的手段，下乡运动给文革划上了句号；可是作为运动，即是说伟大舵手所企望的搅动社会的手段，那就是文革的持续发展。”（潘鸣啸，2013：41）
第三章 社会经济动机
“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正如企图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想法一样，出自李大钊）。那是出自毛未来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潘鸣啸，2013：43）
“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潘鸣啸，2013：48）
“我们更相信因经济与人口而产生的必要性只是相对的，无论如何重要，也得跟随政治社会因素。”（潘鸣啸，2013：53）
“我们觉得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潘鸣啸，2013：61）
第四章 前奏（1955-1966）与插曲（1966-1968）
历史进程：（1）[多为农村干部自愿] 1955 垦荒区农场、1956 农村合作社；（2）[半强制的制度化]1962 国营农场（城郊）、1963 农村；（3）[城市青年的被命令强制] 1967 下乡（1966、1967、1968的老三届终身下乡）
“到1968年夏，毛决心跟红卫兵来个了断，并依靠军队恢复秩序…在南方进行了一场完完全全的军事镇压行动。”（潘鸣啸，2013：82）
“1969年春，绝大多数老三届毕业生的安置工作完成。严格意义上的文革结束了，因为九大的任务是建立新秩序及重组新的全心效忠伟大领袖的领导班子。”（潘鸣啸，2013：86）
第五章 大规模群众运动（1968-1976）
历史进程：1973 广东轮换制
“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1973年1月…另一方面，林彪事件被消化掉了，毛派采取政治主动…领导内部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潘鸣啸，2013：99）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两篇经毛授意针对邓的批判文章。跟着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4月7日，邓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潘鸣啸，2013：123）
第六章 反复（1977-1980）
历史进程：（1）1978 逐步取消、西双版纳罢工；（2）1980 运动终结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是华与邓之间暗中争权斗争时期。”（潘鸣啸，2013：131）
“（上海等地知青游行）邓3月16日内部讲话后，在上海，以至在全国，开始全面镇压运动及请愿游行的组织者。”（潘鸣啸，2013：155）
“退回去看，当年那些知青典型似乎全都是当政者手中的卒子，随着高层斗争的风云变幻二起伏不定。”（潘鸣啸，2013：169）
“1979年就这样结束了…当局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让知青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或者到农村去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能力阻止运动在下坡路上急遽地下滑。”（潘鸣啸，2013：170）
第七章 运动阴影下的80年代
“（对于留下的知青）1983-1985年间普遍实行承包制，又把大型国营农场分成小规模的家庭农场，这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知青）的命运。”（潘鸣啸，2013：200）
“中央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虑再次掀起一场知青下乡运动呢？显然不是，支援内地及边疆这个口号仍然被高举，但后面隐藏着迥然不同的目的…这种想把下乡运动的悲惨一面一笔抹掉的企图。”（潘鸣啸，2013：205-207）
第十二章 公开抵抗
“从1978年开始…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势使公开抗争有了可能。当然，政府继续拒绝建立自为的社会，即是有自己的合法代表，可以结社，并与当局对话的公民社会。但为了获得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相对政治社会和谐及经济能动性，必须作出让步，承认社会是一个有利益、有需求的实体，因此就接受了一个自在社会的存在。”（潘鸣啸，2013：379）
结论
潘鸣啸认为不同时期的同一运动，其目的并不相同。文革前期基于经济考虑而下乡；文革中期基于政治考虑的下乡；文革后期再次基于经济考虑，但社会抵制的成本大于另寻办法的成本，遂废止。
（1）但潘虽然强调社会力量，其基点仍在于精英史观，运动是否全赖于毛，运动是否脱离了毛的初衷或毛的掌控，潘鸣啸避而不答。（2）同时，学界对中国的运动式治理在04年已经有所论述，潘谈及的插队缺乏组织性或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体现；潘虽提及当事人运用消极手段抵抗，又未对话斯科特的弱者武器。在这个方面，潘虽然梳理了下乡史，但并未建立具有理论意义的概念框架。
“运动开始了，还持续了几十年，那是因为毛的意愿。后来它寿终正寝了，那是因为毛去世了。准确地说是因为一旦那些忠于毛的死硬派从各级领导岗位下马，毛在政治所已经死亡…这次运动不过是毛反知识主义及民粹主义的一次极端演绎。”（潘鸣啸，2013：421）
“插队一直是以缺乏组织的运动形式进行的，随着政治局势的反复而变动，还得展开政治思想上的全民总动员。”（潘鸣啸，2013：422）
“这种空想主义思想正反映出均一的幻觉，勒夫认为它刻划了基于否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割以及其他的社会内部分工的一种特殊制度。”（潘鸣啸，2013：428）（Lefort C. La invención democrática[M].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