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_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

Cockerham W C.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M]//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127-154.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变革健康生活方式理论，并在这一论述中强调布迪厄在这一议题上对社会学研究的贡献。布迪厄从未出版过健康或医疗社会学的书，但他的很多想法，特别是惯习（habitus）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如社会、文化）在健康及相关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模型。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其承认结构在形塑并决定人类社会行为及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角色。在健康社会学及更普遍的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衰落、行动者取向理论盛行了几十年后，这一方法转回了有结构意识的方法。

一、健康生活方式：能动与结构的讨论

在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发展中，能动-结构（agency-structure）的讨论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自社会学的学科成立以来，理解能动与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行为，始终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同时，理解能动与结构的关系之所以始终是核心的，也是因为这是我们理解社会与社会互动究竟谁被建构的前提。然而，健康社会学家门对能动-结构的讨论关注甚少。

（一）能动与结构的定义

所以，当我们讨论健康生活方式时，问题就是：人们对事物、锻炼、吸烟的决策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或者，他们主要是被结构性因素，如社会阶级的位置与性别所形塑的？
有些人会说，生活方式的实践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一个人是否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讨论的全部。表面上，这一决策很大程度是自由意志的，但事实果真如此么？健康或者其他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个人选择而不包含任何他们生命中关联的社会结构？如果这么讲是对的，那么为什么生活方式在某些模式上趋于集群，即反应了阶级、年龄、性别或其他社会结构的区隔？因此，也许人们采用的是被结构从上到下影响了的健康生活方式。在这种思考中，结构影响了健康或其他生活方式实践只能经由几个特殊的路径，其他本可能被选择的生活方式就被取代了。人们也许仍有机会选择，但只是沿着阶级或其他结构所影响关联的选择。
因此，当建立任何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论时，一个理论家必须在其理论中考虑行动者与结构的关系。
（1）能动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过程，一个个体回忆其过往、畅想其未来行动，及关键地是其评估其当前处境，并基于其对境遇评估后选择其行为的过程（Agency can be defined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s recall their past, imagine their future actions, critically evalu- ate their present circumstances, and choose their behavior based upon their assess- ment of a situation (Emirbayer and Mische 1998)）。偏爱能动的理论，认为个体并不受结构限制与影响，而有能力选择或有能力自主其行动的发展。这一自主的能力构成了所有能动形式的运作基础，并意味着一种基础性的自由，即人有能力选择其行动。符号互动论在其定义与互动背景的基础上讨论人们建构其社会行为，即是这一倾向的案例。
（2）另一方面，William Sewell定义了结构，结构即支撑社会生活的一套相互依托的规则和程序，这些规则和程序同资源一齐，赋权或约束了社会行动，并在社会行动发生时被再生产。（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is defined by William Sewell (1992: 19) as sets of mutually sustaining rules and procedures to the enactment of social life, along with resources, that empower or constrain social action and tend to be repro- duced by that action when it occurs.）资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力的（如体力、机敏及知识），一种是非人力的（自然发生的或被制造的），二者都被用于增强或维持权力。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结构二重性既是约束又是使能（enabling）的概念，Sewell将资源等同于对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权力，使能意味着资源增加了行动者可以选择的范围与种类，但限制意味着资源也隐蔽地限制了选择的可能。

（二）能动与结构的争论

Margaret Archer argues that much social theory suffers from the generic defect of conflation where, due to a reluctance or inability to theorize emerg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phenomena, causal autonomy is denied to one side of the relation.
(1) This can take the form of autonomy being denied to agency with causal efficacy only granted to structure (downwards conflation).
(2) Alternatively it can take the form of autonomy being denied to structure with causal efficacy only granted to agency (upwards conflation).
(3) Finally it may take the form of central conflation where structure and agency are seen as being co-constitutive i.e. structure is reproduced through agency which is simultaneously constrained and enabled by structure.
The most prominent example of central conflation is the structuration theory of Anthony Giddens.
While not objecting to this approach on philosophical grounds, Archer does object to it on analytical grounds: by conflating structure and agency into unspecified movements of co-constitution, central conflationary approaches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soci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each aspect.
In contradistinction Archer offers the approach of analytical dualism. While recognizing the interdependence of structure and agency (i.e. without people there would be no structures) she argues that they operate on different timescales.
At any particular moment, antecedently existing structures constrain and enable agents, whose interactions produce intended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ich leads to structural elabora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itial structure.
The resulting structure then provides a similar context of action for future agents. Likewise the initial antecedently existing structure was itself the outcome of structural elabor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action of prior agents.
So while structure and agency are interdependent, Archer argu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unpick them analytically. By isolating structural and/or cultural factors which provide a context of action for agents, it is possible to investigate how those factors shape the subsequent interactions of agents and how those interactions in turn reproduce or transform the initial context.
Archer calls this a morphogenetic sequence. Social processes are constituted through an endless array of such sequences but, as a consequence of their temporal ordering, it is possible to disengage any such sequenc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its internal causal dynamics. Through doing so, argues Archer, it’s possible to give empirical accounts of how structural and agential phenomena interlink over time rather than merely stating their theoretical interdependence. ——Wiki

1、能动是更重要的

随着19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的衰落，能动取向的理论在英美社会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理论转向被亚瑟儿（Archer）表述为“向上合并（upwards conflation）”，合并是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意味着一维理论化（one-dimensional theorizing），向上合并即形容，理论只描述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是在单向的、向上的路径上创建社会结构，而结构是不能对个体起反作用的。这一背景下，因果力量被纳入在个体及其相似他者建立社会及其内部结构的行动中考虑。将这一想法推至极端，能动的理论化将社会现象坍缩于个人层级。
这并不是说能动取向的理论忽略了结构，如符号互动关注于“概念化他者”，社会建构论包含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要素，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识到包含了限制与使能的结构二重性，及Archer的批判实在论考虑了结构条件的影响。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一个前提，能动最终决定社会行为。没有一个当代理论否认能动或结构是不重要的，对二者差异的理论讨论聚焦于哪一个是支配性的。Archer认为，结构的能力限制或使能个体是依据个体行使其能动而变动的，这一能动即个体选择其有影响的位置。因此，在她的看法中，能动是比结构更决定性的。

2、结构是更重要的

但是能动理论家们宣称的，能动永远不能完全被结构决定，也实际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理想情况，能动是脱离于结构的，也即是，不存在先验的自由。”结构是存在于每一个能动存在的社会背景中，这是因为，正如鲍曼所观察到的，个人选择在所有情景下都受限于两组限制：（1）可选择中的选择；（2）社会角色或符码（codes）限制了个体的偏爱的等级秩序。因此，正如Elder指出的，当人类有能力自决其行动时，这一能力是受被固定于特定方向的社会渠道里的。人们确实有能力在其生命中独立于社会结构而行动，但实际上这种机会微乎其微。
比如，结构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已有一些研究，加拿大已婚妇女与大学生们在饮酒方面，能喝多少实际上是被社会位置决定的，个体并非是能够自主决策的自主行动者，而更多地，饮酒情况影响了消费层级；在美国，公共场所禁烟是比个人通过教育系统戒烟更有效的，这项禁令的效果将吸烟者贴上了社会弃儿、离经叛道者及威胁他们附近其他人健康的标签。反吸烟法、社会隔离和耻辱感显著地减少了吸烟，“远远超出了纯粹个人主义方法的结果”。
……

3、能动与结构的调和：变革健康理论

因此，虽然能动是重要的，社会结构条件似乎也可以反作用于个体，并以某种特定方式形塑其生活方式模式。能动允许他们拒绝或修正这些模式，但是结构限制了他们能选择到的选择。这并不是说应该忽视能动，而是说能动并非全部。在许多情况下，它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可以被限制的。结构一直在生活方式决策中有作用，作者认为其实经常性地是能动与结构的互动是决定的。作者认为，能动与结构的辩证互动导致了健康生活方式，即结构的限制与使能同能动一并决定了实践。

二、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呼唤

流行病学在20世纪从急性病到慢性病的变迁，不仅仅提高了日常生活中健康生活方式的地位，也呼唤了新的理论；另一个原因是，晚期现代社会中，医生的地位和专业权威被削弱了，这是因为医生对医疗市场的控制减弱了、医疗保健决策也需要保险公司的许可，及医患之间互动模式的巨大变革。这一情况又进而被互联网的普及而加速，即医学知识在公众领域被广泛普及。人们通过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自己的健康。

三、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奠基

诚如上文所述，社会学家们对生活方式影响行为及最终影响健康的认识少之又少。一个原因也许是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中的经典叙述，固化了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是上流阶级的休闲方式，生活方式这一术语等同于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富人的琐碎的消费形式。只有有钱人有时间与财富去享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我们知道的，将生活方式僵化关联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是错误的，每个人都有生活方式，哪怕是穷人中的穷人亦然。

（一）韦伯

韦伯在众多古典理论家中，对生活方式概念有着最深刻的洞察，其有三个主要贡献影响至今。
（1）第一，他将生活方式与地位群体相连接，注意到群体中的人们共享一套类似的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韦伯用于衔接能动与结构的桥梁即是其使用的理性类型，包含了结构实体如官僚制概念或宏观进程如西方社会中理性化的传播，理想类型帮助韦伯对社会行为的集体形式做了更一般的概述。比如，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通过展示社会机制（如加尔文宗）与广为传播的信仰系统（如资本主义精神）在形塑个体的想法与行为方面强大的力量，强调了结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in an essentially “top-down” fashion）。韦伯发现，“它总是在某处得以组织的，个体并非独立的，而是以一种整个群体中男人们相同生活的途径（来实现）。”
（2）第二，韦伯指出生活方式不是基于人们的生产，而是基于人们的消费。消费并不独立于生产。正如瑞泽尔论述的，我们区分生产与消费是错误的，所有行动实际上同时包含二者。为了消费一些东西，首先需要生产，而生产的过程需要消费一些东西。在健康生活方式的案例中，消费似乎多于生产，但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积极的健康生活方式是要产出好的健康的，最终健康又会返回来被利用或消费。因此，不同群体间生活方式的差异，主要是基于他们同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的关系。
（3）第三，韦伯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用社会学术语概念化了生活方式，其辩证地将选择（choices）与机会（chances）结合，韦伯所讲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进一步定义……
韦伯能够给当代健康生活理论带来的思考在于：（1）生活方式是集体性的、健康实践的特征往往是特定群体或阶级的；（2）当我们生产健康，这一活动也最终会是被用于某一种消费，如工作、更长的生命、增加活力、加强他们的身体享受，或更好看的外表；（3）能动与结构的互动建立并形塑了包含他们表达与形式的实践。

（二）吉登斯

我们能从吉登斯理论中得到的对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有益在于（1）晚期现代性在培育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性中的作用；（2）强制选择的必要性；（3）选择在某些特定模式上的集群趋势；（4）生活方式在反映个体层面的自我认同时的作用；（5）结构对选择的二重作用，限制或使能。

（三）布迪厄

不同于韦伯与吉登斯，布迪厄在强调阶级等级对行为的影响时，明显表现出对结构而非能动的偏好。

1、阶级的决定性作用

布迪厄在《区分》一书中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阶级是对健康生活方式有影响的各种变量中，是最具决定性作用的。基于法国专业职员（中上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调查，包括如体育偏好与饮食习惯，布迪厄发现工人阶级更关注保持男性身体的力量而非体型，更喜欢便宜的、有营养的及丰裕的食物；相反，专业阶级更偏爱可口的、健康的、好看的、低卡路里的食物，休闲活动喜欢帆船、滑雪、网球及马术。布迪厄发现了一个分层系统，并注意到工人阶级不仅面临着经济区隔，也面临着隐匿的如家庭传统的、服饰与行为的、早期社会化等形式为门槛的社会区隔。此外，这些体育活动也往往是在一个封闭性的场所，同有选择的搭档，并伴有金钱、时间及训练的投资，这些是工人阶级缺乏的。工人阶级，正相反的是，喜爱能够在一般的可以被所有阶级进入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如足球、摔跤、拳击等带有力量、耐力及暴力特征的运动。

2、“同必需品的距离”概念

同时，布迪厄也建构了“同必需品的距离（distance from necessity）”这一概念，用于理解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差异。他指出，一个人离获取经济必需品的距离越远，这个人就有着越多的自由与时间去效仿更特权的阶级，去发展并优雅其个人品味。约低的社会阶层，反过来，趋于采纳同其阶级位置一致的品味，获取必需品（如并不贵的食物与住所）是首要的。比如，布迪厄观察到，如果一个人的阶级位置上升，其收入中用于食物消费的比例就减少，同时其食物开支中，用于粗犷的、易发胖且便宜的食物（如马铃薯、番茄、豆子和猪肉）开支也下降了，而用于瘦的、好看的、不易发胖的，特别是新鲜的水果与蔬菜的开支增多了。
布迪厄发现不受常规利益与谋求生存支配的社会阶级声称他们的社会与文化品位高于那些为生存苦苦挣扎的人们。喜欢红酒的品位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如果是喜欢啤酒的，高社会地位也是更可能偏爱外国啤酒或者精酿啤酒而非国内的啤酒。布迪厄认为，“正是基于离必需品的客观距离”，“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了韦伯所讲的’生活的因袭’（stylization of life），一种系统性的指向与组织多元化的实践的信奉，选择葡萄酒或者奶酪或者如何装修他们乡村的度假别墅。”与为必需品挣扎的社会距离越远，生活方式的实践就越优雅。这一“为必需品挣扎的相对距离”概念，在健康生活方式上也可以看到，那就是社会尺度上阶级地位越高的就有时间与资源去选择越健康的实践。

3、惯习概念

在生活方式方面，布迪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他的惯习（或译习性，habitus），当代的惯习概念起源于胡塞尔（Edmund Husserl），胡塞尔使用这一概念去描述凭直觉参与的惯习行动（habitual action）。这一概念被布迪厄发展，服务于其在生活方式性情（dispositions）方面的能动-结构的关系的核心论述。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持续的、可转移的性情系统， 一种在使个体有性情倾向的过程中再形塑其结构的被形塑结构，也即是说，（惯习也可以视为）产生并组织实践与表述的原则，这一原则能客观地适应它们的结果，而不必事先有意识地假定目标，或为了达到目的而必须掌握某些操作。
换句话说，惯习就好像是一个认知地图或者一组看法，日常导引与评估着一个人的选择（choices and options），惯习提供了对特定社会情境和环境下被认为合适的行为的持久性倾向，包含的是即使不事先让个体反复思考也会行动的性情，它们只是实施日常任务时的惯用的行动方式。
即便布迪厄认同能动有一些自主权（比如个体只取决于其决定自己的程度），他清楚地叙述了对于个体而言，结构在惯习的日常运作中的作用是不如个人主义路径上的自由选择的。Bohman认为布迪厄抹杀了个体具有批判地反思性特征，而实际上虽然布迪厄竭力否认，但其本质上是一个决定论者。Bryan Turner and Stephen Wainright则不同意这种看法，并发现了布迪厄虽然论述了机制与资源在形塑、限制与生产人类代理人（human agency）时的强大作用，但也通过其策略与实践概念给予了能动（agency）充分认识。Simon Williams也通过论述惯习并非选择的障碍而支持布迪厄，他认为布迪厄的观点解释了社会阶级生活方式差异的相对持续性。
……
布迪厄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贡献主要有三点：（1）他的“同必需品的距离”概念，是生活方式实践中阶级差异分析的开端；（2）他厘清了惯习在创造与再生产生活方式中的作用；（3）他超越了韦伯与吉登斯，布迪厄通过展示结构如何，或者用韦伯主义的术语讲，生活机会决定了生活方式的选择。他尽可能地分析了不同社会阶级间的生活方式如何产生了区隔。
布迪厄理论的优点在于他强调了生活方式的实践中不仅仅有个人的自由决策或未经协调的自我选择，也有着结构方面。
正如作者在其他论文中写道的，所以有关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概念其实都关联着一个事实，某些东西（比如我们叫“结构”）是存在于个体之外的，能导致行为的惯常模式。这些概念从布迪厄的“社会事实”到米德的“一般他者”。那些认为个人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有着完全自由的想法，忽略了他们生活中社会结构在这些选择上隐而不彰的边界。

四、健康生活方式：一个新的理论

（一）阶级状况
（二）年龄、性别与种族/民族
（三）集体
（四）生存条件
（五）社会化与体验
（六）生活选择（能动）
（七）生活机会（结构）
（八）生活选择与生活机会的相互作用
（九）行动的倾向（惯习）
（十）模型

五、结论

（一）强调结构的作用

本章的主题即是是，任何有关健康生活方式的个体主义范式都太过狭隘与不切实际，因为它们忽略了结构对于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并形成新的理论，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健康生活方式模型，该模型符合结构在经验世界中的作用。有时候结构超过但并非抹杀能动，有时候结构淹没能动，这些情景都应该被解释健康生活方式实践的概念所考虑进来。一个结构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行动是结构决定的，而是说，认识到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想法、决策及行动。最后，这难道不也是社会学的本质，系统的研究社会么？
进一步讲，能动其实很少有脱离结构的真正自由，Mustafa Emirbayer and Ann Mische的开创性论文写了能动到底是什么，作者对此十分赞同。唯一例外的可能是体验着强烈情绪，在这种情绪中，理性思维被暂时的偶然事件所中止。但一旦这种状态过去，结构的限制与使能又会重新使个体恢复理性，控制其情绪。
这一理论模型的确偏爱结构，并深受韦伯与布迪厄影响。诚如布迪厄自我评价的，他的惯习概念代表了一种新颖的、有逻辑的概念化，即外部结构在思维与个体感知过程中的内化，其结果是，人们倾向于以实际可行的方式行动，并经常是符合一个更大的社会秩序或某些阶级与群体的准则的行为方式，反常行为是这一情景的例外，行为路径的选择是对社会规范与价值的背离。但大多数社会行为是符合规范的，其结果也是被社会认为适宜的。

（二）理论内容

健康生活方式模型论述了四种类型（1）结构变量，即阶级状况；年龄、性别与种族/民族；集体；生存条件；上述条件为（2）社会化与体验 提供了社会背景；这些则影响了（3）生活选择（能动），结构变量也一起构成了（4）生活机会（结构）。选择与机会的互动与依托组成了（5）行动的性情（惯习），导致了（6）实践（行动），包含如（7）酒精的使用、吸烟、饮食及其他健康相关行动。健康的诸实践
构成了（8）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并通过惯习反馈的再生产或修正，重新导向新的结果。

（三）理论地位

这是第一个阐述健康生活方式现象的理论，可以在未来的经验研究中被证实、改变或拒绝，这也是首个关注日常生活中社会行为的理论。此外，它也超越了现有强调个体的理论倾向，而引入了结构考虑，使（概念上的）结构与日常生活现实（中的实际作用）相一致的思考，重新回到了医学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