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o_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

秦晖.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M]. 群言出版社, 2015.
全书力求匡正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干预，及新疆问题，或为其被封禁的缘由。

第一章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本章认为：
（1）立宪党与革命党的所用手段都可以是暴力，二者仅区别于是否保留虚君，实质相同。
（2）中国传统与日本封建不同，中国为专制集权，无“万世一系”的文化，汤武革命之传统，为中国之未成立宪的原因。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秦晖列举纯封建制度的英国、国王共和国的波兰及半封建半帝制的俄国，此三国案例，尔后得到一些洞察。
（1）西方王朝（dynasty）同中国不同，始终是王室内斗，王位传承于血亲与姻亲中，未曾落于草民；
（2）西方的农民起义（Peasants’ Revolt）也是，更多的是民间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非民间社会与政府的斗争。可见英王世系图：

（3）封建更多地会走向立宪，帝制更多地会走向共和，
（4）帝制在走向立宪或共和时，较封建的动荡更大。
中国走向共和实际从两千年前的帝制而始，此衔接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但为何帝制于晚晴大概率地走向了彻底崩溃，走向了革命而非继续维持帝制？

第三章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1）秦晖反对西方史学解释中国的三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制度决定论、“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瘟疫与气候”的偶然论）。
（2）秦晖申述中国传统应予以客观看待，反对当代抹黑或赞扬中国传统，应重新思考儒家。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秦晖举例了陈兰彬与荣闳、刘锡鸿与郭嵩涛，认为中国传统中存在欣赏宪政的传统。本章辩明：
（1）晚清中国的士大夫是儒表法里，而非真儒学；
（2）“洋务运动”时，晚晴官员已经有人清楚帝制与宪政的区别，清楚不仅是“器物”的差距，更是“政教”的差距。
根本上，本章认为晚晴的秦制合法性瓦解了，且逐渐成为了儒家士大夫的内部共识。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解析

本章叙述治史之道：
（1）避免意识形态扰乱，而力求客观；古今有别，二者不应互相干涉，即托古改制不可取。
（2）研究应重结果、轻动机，未成事实的想法不可加以道德评判。
正是基于此，才可以评价辛亥革命的先声——保路运动。秦晖批评近年保守主义转向（保守主义观点即当时国有化是正确的）：
（1）认为保路运动争取的民主权力是可取的，研究不可为宏大叙事而偏颇细节；
（2）在清廷的秦制之内，名义上为人民的强行国有化与强行私有化，都会最终导致积累矛盾的爆发。

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中、下）

一、秦晖总结，“西化”一词的语境在于：

（1）革命制度后，革命文化；
（2）革命不了制度，先革命文化；
（3）保守利益，反对变革的反西化。
秦晖认为，西化与反西化的叙事要在具体中看，这实际上是一种福柯式的权力观，其背后的权力斗争才是实质。尔后，秦晖区分了西化与现代化的区别：
（1）西化是文化的（选择什么）；
（2）现代化是制度的（能否选择什么）。

二、太平天国：西化运动

由此，秦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器物—制度—文化”三阶段史观。秦晖认为，太平天国是文化的西化：
（1）区分“佃变”与“民变”。佃变几乎很少成为民变，其与政府无关，是“民民矛盾”；民变是专制官僚制下的“官民矛盾”。
（2）太平天国是“宗教性民变”，与“土著-客家”的移民冲突。匡正《天朝田亩制度》并非土地革命，意义极小，不如《奉天讨胡檄》；
（3）太平天国是“西化运动”，属政教合一神权国家，与反帝、反封建关联很小。

三、义和团运动：反西化运动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是专制制度“秦制”下的一体两面：
（1）义和团运动非反帝（杀戮的98%为中国人）、非爱国（团民领导人无一死于洋人战斗）、非迷信愚昧（团民领导人无阵亡）
（2）义和团运动表面上是因为教会援助由弱势群体而来的“教民”，产生了民教冲突的“教民特权”，促成了反西化的“拳民”。
（3）义和团运动根本上是因为体制不公，清廷纵容试探，促成了反西化的大潮。

四、辛亥革命：现代化运动

秦晖认为，中国发展有“两条线”：
（1）“西化”与“反西化”的摇摆，太平天国与义和团、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荆轲刺孔子与荆轲颂秦王。但共同在于，都未改变制度的本质。
（2）“现代化”的制度革命，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其后的数章则论述中国尚未完全走出秦制。